13岁那年，家乡的城墙还没有拆。
我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城墙上玩，城墙破烂不堪。有很多野草在风中飘荡，我13岁，不懂得何谓闲寂之寞，一明一灭一尺间，只觉得一个人乱逛是那么好，城墙下面有很多类似窑洞的洞，传说中总有“偷情”的男女被逮到。
我对那些洞充满了好奇。
有一次从家里拿了手电筒进了洞里。我自小便胆子大，不知害怕。有一次与外婆走进坟地，半夜仿佛有鬼狐，外婆吓得乱跑，我仍然镇定。这种镇定仿佛天生，即使现在依然如此。
但那天一无收获。我盼望洞内有妖有魔，至少有偷情的男女也好。可惜什么也没有，只有随地的大小便。不小心踩到，腻味得很。
家里亦不当我是女孩子。那时父亲在无线电厂，母亲在灯泡厂。弟弟倒是女孩性情，家里养了鸡，他记得每天把鸡找回家，把鸡下的蛋放在抽屉里。他面目清秀，小我一岁，极得母亲宠爱。
穿过一条胡同就到橡胶厂了。橡胶厂有许多大丽花，开得艳极了，我掐了大丽花便去爬橡胶厂的水塔。一阶阶的梯子，好像有天梯那么高。底下是花花的流水，狭窄的井内只有我一个人在爬啊爬。
后来也有人爬，爬到中间摔下来摔死了。
每次我都顺利爬到顶部，然后坐在高高的水塔上吹口琴。这是我一个人的天空，一个人的秘密。
暮色四合。
风真大啊，口琴声传了很远。我不知道什么叫作孤独，却从小不合群，亦不爱穿花裙子。那时刚流行牛仔裤，就永远穿着那条牛仔裤，在小城的水塔上，耷拉着两条瘦腿，吹刚学会的《甜蜜蜜》。
成绩差透了，几乎不学。班里有保定来的运动员插班，十五六岁，游泳、打乒乓球。特别是那些游泳的女孩子，个子好高啊，“那里”好大啊，每次看都会害羞。我又瘦又小又黑，自卑极了。
同桌娟儿，一米六九，白得像空气，但头发极黄。她说：“长期游泳训练闹的。”她晃动着两条长腿：“你会游泳吗？”
我摇头。她笑我：“旱鸭子。游泳蛮好玩的，像鱼一样。”我跟在她身后，像陪衬。她真高啊——我只到她肩膀，她躲在墙角抽烟，风把烟头吹得闪亮闪亮的。
“要不要抽？”
我点头。她递给我，我抽了，咳起来，惊天动地。她鬼魅的一笑：“你还没来例假吧？”我又点头，她打了个响指：“你还是小屁孩。”我极不高兴这个叫法，狠狠地踩着她扔的烟头，直到把它碾得粉碎。
我带娟去爬水塔。她居然不敢，我得意极了，一个人爬上去，吹口琴。
春天，与娟去看山茶花。种花的老人在村子里。两个人骑自行车，要骑几个小时，娟上次去那村子偷过一次，这次带我偷。
正是晌午，院子里铺天盖地的花。芍药、迎春、茉莉、山茶花……园子里无人，和娟掐了很多，像强盗一样的摘啊摘，少年的心那一刹那多么邪恶。只想摧残，掐了满怀满抱。
有人喊：“小孩子不许掐花。”
疯了似的跑啊跑，跑丢了一只鞋。脚被野蕨扎破了，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罪恶却又诱惑的味道。春天、花、少年、麦浪……所有的气息融合在一起时，性感极了。这性感如此浩大，花真是盎然，因为足以销魂，因为足以动人。
日本人正冈子规写下俳句：山茶花啊，落了一朵，落了两朵。
我们把花散落得到处都是。田埂上，空气里，大地上。车筐里没有几朵花。成堆成堆的少年记忆，也只能摘这么几朵。一人自打花野来，二人自打花野来……
娟和体育老师去看电影，带着我。
体育老师好帅。有洁白牙齿与乌黑头发，还有鹿一样的长腿，还有好听得不得了的普通话。
电影院里。黑暗中，我扭过头去，看到体育老师和娟的手缠在一起。黑夜中，我的脸红成一块布。黑夜中，我的心脏像风箱呼哒呼哒地跳。
那天，我一个人爬上城墙吹口琴，吹着吹着眼泪掉下来。那天晚上的星星真多啊，怎么数也数不清。
不久娟退学了，体育老师调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娟。
过了些日子，我便去文化馆听戏。
那时晚上总有一堆人在唱戏，话剧、河北梆子、京剧，《花为媒》、《大登殿》、《四郎探母》。每个晚上，我都站在角落里听他们唱，他们唱得真好听。我想唱戏，想跟着戏班子到处走，但我只是想想。大多数时候，我在文化馆中的图书馆看小说。张承志、铁凝、王安忆。《北方的河》、《哦，香雪》。
时光像凝固的豆腐，软软的。
院子里有两棵马缨花，老人们叫它们鬼树、精灵树，学名叫合欢树。院里有人弹吉他，门外有人唱戏。
这一年我十三岁。
在少年时，我便呈现出孤僻与特里独行，和男生打架实为平常。
有一个叫许兵的坏男生把死老鼠放进女生书桌里，所有女生都尖叫，包括16岁的娟。我走进全是男生的教室，把死老鼠一只只从女生书桌里拿出来，然后放进许兵的书包里。窗外的女生看傻了眼，屋里的男生打着口哨。我从来没有那么得意过，许兵走到我面前，忽然露出坏笑：“你真哥们。”很多次同学聚会时，他们提起这一幕，我一笑了之。
彼时我已经长发飘飘，喜穿布、麻、棉的裙子，没人认为我是敢提着死老鼠的女生，但我是。我知道我骨子里是怎样的人。娟不知道我后来长到了一米七二，并且成为了作家。许兵成为了我的好友，我们一起驾车去沙漠旅行。
还有电影院。十三岁的电影院。两毛钱一张票。院子中有很多梧桐，那些桐花在四月间开的贱贱的。有一次，看到极美得一朵花落在雨水里，发了半天呆。逃课去看电影《幸福的黄手帕》、《雷雨》……还有录像厅，香港镭射影碟，不良少年、蚊子血、啤酒、暧昧的笑、方言、大卷发……永远的武打片，外面的音响震天动地，我迷恋《上海滩》中的周润发与赵雅芝，并且要找一个周润发这样的男人浪迹天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已至极限，快呀快呀，去流浪，晚了来不及了。
多年之后，仍然怀念录像厅那复杂的气息与味道。就像那么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一个散发着新鲜自由空气的八十年代。
街上有拖拉机哒哒经过。偶尔还有马车，牛车。有提着双卡录音机的时髦青年，戴着广州来的蛤蟆镜，操着不流利的粤语，盗版磁带满天飞。街上流行黄裙子。
庙会来了，壮观极了。南方的小商品刷拉拉全过来，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夸张样式。空气中充满了蠢蠢欲动，连橡胶厂看门人都知道邓丽君了。
街上有人跳迪斯科，舞曲叫《路灯下的小姑娘》。很多老人摇头、叹息，看不惯穿着包臀裤子的少年。
我骑着破自行车穿行于大街小巷，并且一手扶把，一手吹口琴。
我的成绩持续糟糕，无可救药。父母从不过问，自生自灭。弟弟依然老实听话。每天收拾家务，洗碗拖地喂鸡、狗等父母下班回来。我四处飘荡，游手好闲。
已经开始流行穿球鞋。假货到处都是。看到了一只红色、一只黑色的球鞋。唤作“匡威”。庙会上极显眼。只有35号、38号，“没有37号，37号的昨天卖了，你要昨天来就好了……”。才不要听到这样的话。问卖家哪里会有。他说你去天津看看吧。哦，天津。
天津离小城70公里，亦不算远。但80年代的距离和现在不一样。70公里是一个遥远的距离，去天津是件很大的事情。
怀揣着20块钱去了天津。20块钱在当时是个大数目。我和父母说要交学费的，骗人。我只是想要有双匡威球鞋。不认识天津，没有所谓导航。只知道一路向东走国道，边骑边打听。骑了多半天，终于到了天津。
去天津百货大楼和劝业场，都没有匡威球鞋。但天津之大吓住了我。我以后要住天津这样的城市。在回来的路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住天津这样的城市要学习好，考上大学，才能离开小城。
我决定好好学习。
我骑到家已经半夜了，满天星光。父母急得派人去找我，星光下望着还年轻的父母，他们没有骂我，接过我的自行车，我把握得皱皱巴巴、全是汗水的一把钱又交给母亲。那是20块钱，我一分没花。
后来很多年我一直穿球鞋，匡威牌的。
13岁过去以后，我上了初二，我转了学，亦开始努力学习。
我再也没考过第二名。
忽然开了窍似的，再加上些许努力，在全年级的成绩永远第一名。掷地有声的第一名。
初二的暑假，我长了近10厘米。从前我在第一排，开学后在最后一排。上初三我继续疯长，并被招到校篮球队。又细又高的个子，像一根棍杵在那里，日影中又薄又扁。
我投篮真准啊，三分球一投一个准。我真瘦啊，风钻进肥大的裤腿里，像养了一万只鸽子——我再也没有去爬橡胶厂的水塔。我一米七了，我见到男生开始低头。
我来例假了。
裤子弄脏了，星星点点的红，男生笑话我，我低下头快跑，脚下有风，生怕人追上。
沉默、无语、腼腆、羞涩、自卑。我怎么这么高啊——比男生还要高。平胸，头发黄，两条长腿像鹤，除了学习成绩好，一无是处。
每天上学路过父子三人开的打铁铺子。铁花飞溅，三个人光着膀子，一锤一锤地砸着。我觉得自己是那块铁，被越打越硬。我不与任何同学来往，只是读书。每日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满城转。
那时开始拆城墙了，那时父亲从无线电厂辞职，下海经商，经营无线电，家里渐渐富裕起来。母亲一箱箱地买水果和饼干，这个会过日子的女人有了钱开始大把花钱，父亲有了摩托车，家里有了索尼录音机，还有冰箱、彩电……小城之中，我家几乎是第一个拥有这些洋玩意的人家。
如果照现在的话说，我家那时是暴发户，我是富二代了。
初三毕业，我以第一名成绩考上高中。班里还有一个男生考上高中。只有我们两个人考上。他又黑又胖，长期第二名，是我的对手。多年以后，是我的亲人，如兄长一样体贴爱护我。他是山西人，在外婆家寄读，初中三年，存下了一生的友谊。我日后在山西的旅游，平遥、王家大院、祁县、太谷……他总亲自带着游览。
彼时，我们已近中年，并且带着孩子去对方家里住。他介绍我时，总是说：“我妹子”。但那时我们还动手打过架。他在我后桌，挤得我与华没有了地方，我便一脚踢断了他的凳子，他后来笑说：“我妹子从小脾气就坏。”他依旧胖、敦厚，操着山西方言和我说话，偶尔有几句听不懂他便笑。
上高中后学习沦为上中等。一中有图书馆，整天借书还书，偶尔去文化馆看期刊，读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又读“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忽然黯然，忽然落泪。所谓情窦初开，大抵如此。自己忽如那远行客，因为读了许多杂书，显现出与旁人不一样的气息来——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亦不知为何忧伤起来，站在一中的合欢树下发呆：那个白衣少年始终不曾来。
家境是同学中最好的，有两辆铃木的自行车，一红一白，骑在校园，扎眼极了，招摇极了。那时很多农村的同学没有自行车，便借给她们骑。只借给女生，因为那时男女生不说话。同桌阿文家在南孟，一次次借给她骑自行车，她怕弄脏弄坏，我说随便骑，没事的。因为家在城里，便不住校，时常领着同学去家里吃饭、喝咖啡、听歌。
父亲有了钱，买了JBL音响，要一万多。母亲开始打麻将，家里开了流水宴，总有人来吃饭。大鱼大肉，纸醉金迷。富足的味道让人难忘——父母晚年后家道没落，但因为富裕过，眼神总是淡定，一粥一饭也亦常知足，并不觉得粗茶淡饭不好。母亲见到谁有几十上百亿亦不心惊，她打牌输掉很多钱，但输了也就输了，真是所思在远道。父亲仍然潜心研究天文地理宇宙，闲了吹吹笛子拉拉二胡，家里养了几只猫。
他们常去菜市场拾鱼肠子，他们富足过，有山河定的心态，并不觉得富贵人家有多好，一副“君亮执高节”的样子。千金散尽了，素衣粗粮亦是动人。许多同学还记得第一次喝咖啡这种东西是在我们家，母亲倒忘却了。她依旧粗枝大叶，山河更移与她无关。人生非金石，但母亲有金石气。
十七岁，冉冉孤生竹。我有了心思，喜欢下雨天。读张爱玲、杜拉斯、席慕蓉，给《河北文学》投稿。文艺女青年加文学女青年，四顾何茫茫。“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并非说我，我依然又瘦又高。有两个女同学极要好，每天一起吃饭散步，翻墙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时一中的墙可真低。
人生忽如寄。
日记写了几大本，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学习沦为中等。
那时少年们却有朴素之美。天地浩荡间，朴为未雕之木，素为未染色之布，昼短苦夜，并不知华年易逝。在操场上发呆、跑步，看男生踢足球，院子里的合欢树开了花，雨来了，落了一朵，又落了一朵，终至缤纷。
周日与同学去北京，爬长城游故宫，买了明信片寄给笔友。
那时流行写信，8分钱邮票，天南地北的写信。吾有一笔友，在南方。男性，重庆读大学，自然是信来信去，心照不宣的暧昧，但从来不说什么，也没什么可说。没什么可说却总洋洋洒洒写好几页，流水账一样。以文学、青春、校园的名义抒情，真真“即来不须臾，相去千余里”，觉得远方有个人懂得。
十七岁发表处女座。南方《春笋报》上，一时兴奋得难以自持。那是四月五号的春夜，与友在操场上走了一夜，相当于秉烛夜游，直至天亮。
一夜成名。被人指认是那个发表了文章的女生，那个年代还有光芒。谢烨在火车上遇到顾城，一见倾心。诗歌有巨大魅力，我订阅了《诗歌报》《诗神》《诗刊》，每每自诩为诗人，非常文艺地忧郁着——棉布长裙、白球鞋、长发。我终于从13岁的中性少年成为一个地道忧郁的少女。但我不自知这是做作，以此为荣。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滋养了我的虚荣心。我得意极了。
那些读者来信足有几麻袋，我一直留着它们，直到现在。它们已经发了黄，有些字迹已经相当模糊——那些当初给我写信的少年们，你们去了哪里？你们还好吗？“相期邈云汉，永结无情游。”
文工团有唱评剧的女人，名声坏透了，总是传言她和多少男人睡过觉。但美艳透了，烫着大波浪，穿着旗袍……每次路过文工团总会张望一眼，企图遇见她。有一次真的遇见了，她坐在一个男人的摩托车后面，搂着那个男人的腰。摩托车音响里放着《冬天里的一把火》，两个人穿过老槐树嗖嗖地过去了。
街上有弹吉他的少年，港台电视剧的打扮，鬓角是烫过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小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的脸上露着春风一样的笑容。书店里有了尼采、弗洛伊德、黑塞。八十年代有从容、放纵、宽厚……街上依然有马车、牛粪，手写的信每天铺天盖地装进邮箱——从前的光阴真慢，不用在从前，八十年代就这样慢。忧郁的少女骑着白自行车，飞驰在霸州大街小巷，她渴望流浪、野性、自由、纯真如童话的爱情。以为一切是地老天荒、至死不渝。
其实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
城里来了歌舞团，有男子蒙上红布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还有女人唱《黄土高坡》，很多人去了深圳、珠海……我们班主任便填了表，准备去深圳的私立中学教书。我们以为他说说而已，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这样豪情万丈。没想到我们毕业后，他真的走了，一去二十几年，再也没有回来。他成了新深圳人，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
我暗自喜欢一个男生，骑自行车默默跟着人家。他骑多快，我便骑多快。有一天下大雨，我仍然追赶雨中的他，突然被一块砖头绊倒了，人和自行车都扔出去很远。眼镜碎了，扎在眼角。血一下子流了出来，满脸都是。来不及擦，又是雨水又是血水奔了医院。医院极小，条件简陋，医生粗暴地给我缝了五针。
那时离高考不足一个月了。
至今我的脸上仍有疤痕，在右眼角，有一个月牙形的小疤。
我戴眼镜。如果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我没告诉过任何人。
那年我十八岁。
一个月后参加高考，落榜。一个人骑自行车去看大海。在海边失声痛哭，任海水将自己淹没。
后来把那次远行经历写了篇文章——《十八岁那年我曾远行》，被疯狂转载、阅读，算是励志读本。其实我只是厌倦了小城，对远方充满了遥不可及的想象，我想尽快离开小城，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才好。
在海边，我捡了一个瓶子，写下了自己的梦想，然后狠狠地将瓶子扔进了大海。
那一瞬间，我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