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尽管她从来不肯当面称赞他。

他浓黑的眉，炯炯的眼，肩膀很宽，走起路来带风。他穿着北京蓝的上衣，军绿色的帆布包斜挎在身上，走起路来手臂一甩一甩。

他上台演出，唱《毛主席万岁》，激昂热烈，可是高音的地方没唱上去。

她的眼睛一直跟着他，是好奇吧，因为有人说，小谭，那个人是你老乡。

她一直不大明白自己的心思：这以后对他的注意和注视，是因为老乡的亲切，还是因为一开始她就喜欢他？

那是1971年，在几近中国版图的最北，黑龙江省北安市二龙山农场。他和她的家乡，却在几近中国版图的最南，粤西南。老乡，这是一个多好的理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开始来她家，说是找她父亲，却当着她的面劈柴、挑水、喂猪，不仅仅是勤快，活儿还干得漂亮。

他那时在农场食堂，晚上来的时候，常会捎几个新蒸的馒头、一小块新鲜的猪肝，用报纸裹好，藏在大衣里。那些寒冷的冬夜，他递过来的纸包带着体温，她一直记得。

他们没有什么交谈的机会，她的父亲很严厉。她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手上做着毛线活儿，耳朵却张着。她不想他走，又盼着他走，因为只有在他走时，父亲才会说：“去送送你陈哥。”

雪在脚下被踩得嘎吱嘎吱响，话很多，路程很短，好像来不及说什么，好像什么都还没说—她不敢耽搁太久，怕父亲会骂。

他第一次送她礼物，就是在这路上，还是从大衣里掏出来的，带着体温的小玩意儿。他的双眼在夜色里闪动：“给你的，我自己刻的。”

那是一枚精巧的印章，黑色的牛角材质，雕刻成一座山峰的模样，上面有石，有树，有亭子，跟活的似的。印章底部刻着毛主席的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

她不禁呀地叫了一声，心里满是崇拜：“陈哥，你手真巧！”

他的手的确是巧。结婚的时候他们没买家具，家里的沙发、立柜、写字台都是他自己做的。他把自己的热情和聪明倾注在家里的每个细节，甚至一个小闹钟，他也特意造了个木头钟楼，上面涂了橙黄色的油漆。

他第一次约她出来，无处可去，漫山遍野的雪，天真冷。他便带她去食堂的锅炉房取暖，炉火熊熊地烧着，空气中是松木燃烧的香味，她不敢看他的眼睛。

他们这样就算是恋爱了—那个时代的爱情，即使蕴藏无限，也只能是微风细雨。

他很在乎她，又没法确定她的心，就冒充别的追求者写信试探她。她没理睬，他暗暗欢喜。

他拿给她看他写的情诗：“为什么你不明说／你的沉默为我／倘我猜的是错／我愿远远走开／不让你有一分难过／假如冬花须入暖房／我宁愿和霜雪在一起。”她红着脸看了，不语。他以为她在感动。谁知她说：“陈哥，这—这不是《小城春秋》里的吗，？这个—我看过呀。”他大窘，只好嘿嘿地笑。

他们的爱情并非没有阻碍，她父亲就是一个。父亲嫌他脾气不好，怕她受气。她从小到大什么都听父亲的，就这件不肯。她单纯却又执拗，认定了他，一辈子就只要他。1971年年底，考验她的时候来了。

他突然被人抓走了。那个年代，灾祸的降临常有些无稽的理由，可能只是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他给人刻印章误用了字，罪状可大可小。他被关在小号里，谁也不知道要关多久。

那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了，他自暴自弃，以头撞壁，心想这辈子完了。

她在外面又急又乱，他们不许她去见他，身边的人都逼她和他划清界限。每一天，都漫长如年。

她偷偷哭了多次，怕是怕的，担心还是担心，可心里的主意很硬。

她擦干眼泪给他写信，知道那信要经过很多关卡才能到达他手中，所以写得很庄严。只在最后，用了全部的心意，写下短短的一句：“我会等你。”

说真的，当时她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三年？十年？她做了最坏的打算—一辈子？咬着嘴唇，她想，那也得等。

六个月之后，他被放出来，身体虚弱极了，连骑自行车都会摔倒。但他很紧很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我会好好照顾你，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972年11月28日，他们登记结婚。1974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时，恰是正月里，大雪封山。他把火生得旺旺的，她肚子开始疼了，他还拼命给她讲孙猴子的故事，一心想把她逗乐。一除了脾气有点大，在她眼里，他几乎是完美的。他那么聪明勤快，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只要他在家，她就闲着去吧。烧炉子、挖菜窖、砌砖房，蒸花卷、烙饼、炒土豆丝，写对联、画画、修半导体，甚至裁布料、踩缝纫机，他都干得像模像样。冬天来了，他会在院子里凿个晶莹的小冰雕；过年了，他就糊个红彤彤的大灯笼，高高地挂在门前，风一来，灯笼转，上面画的马啊龙啊，也栩栩如生地动起来。

她夸他，他便有点骄傲，总说：“大傻瓜，你怎么那么笨呢，让我来吧。”她不介意被他说笨：“笨就笨嘛，你聪明就行了。”他一辈子都这么说她，也一辈子这么宠她，宠得她真的笨起来：她四十多岁才学会骑自行车，六十岁的时候才学会换煤气阀。有他在，她什么都不用费心。他去哪都带着她，一前一后的。她从不费心思认路，他属马，她就总说他是老马识途，有他领路，她一万个放心地跟着。路上的风沙雨雪，他挡着，她怯怯地躲在他身后。她的性格始终没大变，老了还带着少女的气质，孩子们都说那是老爸惯的。

其实她也不总是那么弱的。那年冬天，孩子才一岁多，分场抽调他上山伐木。这个抽调其实不大公正，因他平日耿直敢言，得罪了个小队长。那里的冬天多冷啊，零下四十·多度，冰天雪地，她不能看着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她抱着孩子，踩着厚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场部。见了场长，把孩子往桌上一撂，带着点撒泼的劲，不走了。场长忙问为什么，她说：“我男人不在家，没人生炉子烧炕，我们娘俩快冻死了，今晚就在这儿过了！”场长赶紧打电话到分场：“喂！你们那儿有个带孩子的女同志，她男人昨天上山的，家里没人烧炕，马上把人叫回来！”

他赶回家的时候是夜里，一进屋就抱住了她们。他的怀抱很大，他喜欢把她和孩子一起抱在怀里，紧紧地，用带着雪星儿的胡茬扎她们的脸。孩子给扎哭了，她笑了。

这样难忘的拥抱在她的记忆中有无数次。1985年，她带着两个孩子返乡，从最北到最南，几千公里。他在广州火车站等，此前他们已分别六个月了，那可是婚后从没有过的漫长。火车才停，他就心急地沿着车窗去找，一个一个窗口张望。孩子们惊喜地叫爸爸，他快乐地把女儿从窗口抱出来，一个一个地，最后是她，然后站成一圈，他张开大大的怀抱拥她们入怀，紧紧地，久久都不松开。1987年，他从枣阳

出差回家，她正带着孩子们在山上扒草，他放下行李就去找老婆孩子。她看着他从山下一路跑上来，脸上都是汗，却是笑着，笑着张开大大的怀抱，把她和女儿们拥紧，再拥紧。

他们的物质生活一直不大宽裕，但他给她的，是自己所能给的全部。1976年，他患急性肝炎，医院给他开了一盒葡萄糖。那是物质匾乏的年代，糖的甜味是多么稀罕。他舍不得独享，把针剂里的葡萄糖一点一滴地掺进面粉，烙了糖饼给她吃。那点点滴滴的甜味，就像他给她的幸福，也许平淡微小，却点点滴滴地渗进了她的生命。

他人生的一大快事就是把赚来的钱交给老婆。他们清贫过，小康过，也困顿过，但无论他赚多赚少，都会一股脑儿交到她手里。她回娘家数日，他帮人择良时进宅，得了五十元的红包。他舍不得拆封，直到她回来，才笑吟吟地从怀里掏出来：“婆仔，上缴国库！”

他开始叫她婆仔，是他们有了孙儿之后。在粤西方言里，这称呼带点怜爱的亲昵。他有时也叫她“大傻瓜”，她却一直叫他老陈，结婚之后就这么叫。那时他还没老呢，叫着叫着，他真的老了，她也老了。这大半生，他奔波，坎坷，劳苦，结果却不能算得志，至少他这么认为-----他给她的幸福还不够。

她知道他心里有结。春日里她央求他去兜风，他开着摩托车，她坐在车后座上。郊外的新稻人眼青青，她迎着风大声说：“老陈，我很开心，你听到了吗？”他点头，她更大声地说：“咱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他微微侧头看她，说：“好。”

那以后，他似乎真的安下心过清闲的日子了。他打太极，练书法，还在附近的荒地上依山垦了片菜园。她喜欢种菜、种瓜，他就想方设法把那儿变成乐土：破竹扎成篱笆，栽上香蕉、木瓜，沿着山坡凿一溜土梯上去，在半山坡种上玉米。他怕她取水远，就地开了一口小井；怕她有急不便，还搭了个有门有篷的简易洗手间。这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她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他常常煮好了饭来叫她：“婆仔，吃饭咯！”这时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家。他天不亮就起床，等她吃了早餐来菜园时，他已给菜园淋了一遍水。清晨的太阳照着，碧绿的菜叶攒着水珠，亮闪闪的。他知道她腰不好，连浇水的活儿也不许她干。

也有吵架的时候。他脾气大，年轻时冲动，吵了架怕她负气出走，总把门锁了等她消气。中年时为了生计他常常要远行，每次都难测归期，舍不得她，又怕别时伤感，所以总在动身之前找茬吵架，好像吵狠了几句，心会变得硬些，过后再写信道歉。老来心境平和，近年他们已经很少争吵，但有段时间他的脾气突然变坏，经常无故骂人。她知道他有糖尿病，虽然有时也生气，却并不真的计较。只是她没想过，他无理取闹是因为一种预感：远行的时候到了。

他人院，开始以为是肝炎，吃两剂中药就行了，她没当回事，他整天吵着回家。谁知情况急转直下，十天后回家时，他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医生说没办法了，她还不信。他要回家，她说，我们回家就好了。

她没日没夜地守着他，不停地说许多许多话。她说：“老陈，我们的玉米熟了，木瓜黄了，你想不想吃？”他点点头。她说：“菜地很久没淋水了，怕是都旱了。”他虚弱地挤出一句：“等我好了淋。”她说：“老陈，你不会死的对不对？你答应我！”他说：“我不会死的，你放心。”她顿了顿说：“我对你好不好？”他又点头。她忍住汹涌上来的泪说：“下辈子还要不要我做老婆？’’他笑了，说：“要。”

之后他就昏迷了，说胡话，认不得人，连她也不认得。却有一晚短暂的清醒，那时她和女儿们都围在他身边。他突然伸出很瘦的手来，挨个地去摸她们的头，反复说：“人啊就是天边的远来客。”这句算是道别吗？她不肯听，便咽着追问：“你答应我不会死的，你说话要算数。”他的手停在她的头上，他笑了：“算数，大傻瓜。”　　他没能说话算数。

临行前，她用柚子叶给他擦洗身体，怕眼泪落在他身上他会去得不安，她擦一下背转身拭一把泪。她给他刮胡子，手不停地抖，刮破的地方慢慢渗出血珠，她说：“对不起了，老陈。”

她看着他躺在冰凉的板上，一口气迟迟不肯咽下，就求人给他铺层棉被。主丧的师傅说，人就要去了，用不着了。她哭着喊：“他会冷的！”

最后那刻她在他身旁，轻声地说：“老陈，你去远游吧，放心去吧，什么都不怕哦，我们梦中见，来世还要做夫妻啊！”

他那时已经没有知觉了，却从眼角缓缓地、缓缓地流出一滴泪。

2008年11月21日，他走得那么急，差七天就是他们结婚三十六周年纪念日。

他去后的第二天，治丧的亲戚们上楼吃饭，她执意守在灵前，睡意蒙胧中似乎听到他在叫：“婆仔，吃饭咯。”她猛地醒来，眼前空荡荡的，她痛哭应道：“我没有伴儿啊！”

人秋以来天一直旱。许多天后，她想起了他们的菜园，强打起精神，她对自己说，明天该淋淋水了，那些菜是老陈种的。

那晚，悄悄地下了场小雨。

早上她来到菜园，推开竹篱笆门，停住了。清晨的太阳照着，碧绿的菜叶攒着水珠，亮闪闪的，跟他在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