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爱人有一种诗意盎然的称呼，叫做“牵手”。

“牵手”的称谓缘起于台湾高山族平浦人。平浦人是母系家庭制度，嫁娶大都由男女青年自己挑选、自由结合。女孩长大后，父母就给她建一间房子，让她单独居住。到了适婚年龄，姑娘家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孩相中了意中人，以芍药或玉兰等带有象征意义的花束赠给女方。女孩如果中意，便将对方迎入房中同居，怀孕后牵着丈夫的手去禀告双亲，请求“承认”。据《凤山县志》载：“男女于山间弹嘴琴吹鼻箫，歌唱相和意相投，各以佩物相赠。乃告父母……名曰‘牵手’。”

人类居然也可以这样相爱，不计贫富贵贱，只是为了爱而爱，单纯得使现代人不能相信。我喜欢“牵手”这个朴素而有动感的词，爱的真谛，尽在其中；爱的温馨，扑面而来。当人类进化到不相信爱情的阶段，“牵手”则成为一组不褪色的照片，剪辑着互相阻隔的时空。伸出手去，牵住的不仅是另一只手，而且是一个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人。牵手时，有一种拥有的愉快，也有一种沉重厚实的责任感。《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百年来，平凡而卑微的人类就这样走了过来，牵着手，涉过一条条的不归河。

张爱玲说，“执子之手”是最悲哀不过的诗句，因为“牵手”之后便是“放手”。“放手”这一个恐怖的动词，看似潇潇洒洒，实际上是泪干心枯之后的绝望。“放手”的时候，已然无爱，正如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绝决。“放手”是人世间最悲凉最凄烈的场景。“微雨燕双飞，落花人独立”，放手之后，世界便成了黑洞。

想伸出手去，牵住那只有缘的手，但又害怕出现“放手”的那一刻。爱，永远存在于尴尬和不安之中。

二

萧军和萧红就是一对本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人，却无奈地相互放手。两个人一样的单纯，一样的倔强，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想完全地拥有对方，而悲剧也就产生了。

萧军致萧红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我真正爱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着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萧军是个有浪子习性的东北汉子，他知道最好的药方是“忍耐”，却无法真正地忍耐。他时时让诗人的浪漫冲击着心灵，而不能沉潜自己的感情。萧红赴日本养病之后，他在信中写道：“花盆在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可是最近忘了两天，它就憔悴了，今天我又浇了它，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小屋是没有什么好想的，不过，人一离开，就觉得珍贵了。”萧军正是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男人，他懂得花的珍贵，却养不好花，他是个好的小说家，却不是个好的爱人。

萧红呢，是一个看起来极端坚强、极端自尊的女子，实际上她却极端的软弱和敏感。远在日本，她还惦记着萧军：“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而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像我带来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也来信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写这封信时，萧红忘却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女作家，而只是一颗体贴入微的女子的平常心。这些事情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爱人的冷暖，也就是她自己的冷暖。这样的爱，是经不起伤害的。

然而，伤害还是出现了。爱的伤害是不能判断谁对谁错的，结果却是永远的遗憾。30年代中国文坛最幸福的“二萧”决然分手了。1940年，萧红远走香港，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日军攻陷香港后，她生活困苦，肺病日重，于1942年以31岁的英年早逝。在最后时刻，她还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而钢铁汉子萧军呢，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怀念着单纯、淳厚、倔强的爱人。他坦白地说：“萧红是个比我更好的小说家。”

爱，真的是一泓激荡的水流，没有容器容纳得下?曾经牵过手的、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是否真的到了放手之后，才会被珍惜与怀念?

三

热恋中的男女常常发下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盟誓，仿佛真的能够海枯石烂不变心。对于年轻人的爱情，我宁可保持十分的怀疑态度。电闪雷鸣，仅仅是爱的初始阶段，只有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爱才可能向永恒靠近。因此，我对那些在校园里卿卿我我，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菜的恋人们不以为然，却常常为小径上互相搀扶着散步的、白发苍苍的老夫老妻之间的体贴和温柔而感动。

钱理群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把自己燃烧进去。在《大小舞台之间》一书的后记中，他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妻子，这是一段朴实无华的文字：

“而我尤其要说的，是我的老伴可忻。我十分清楚，我能最终走出生命的‘冰谷’，全仰赖她的坚定、果断（我的性格根柢上是软弱的），她的温柔、体贴（我是最不会照料自己的）。每当思及充满未知因素的‘将来’，不免有些怅惘时，只要想到她将会默默地与我共同承受一切，我就似乎有了‘底’。‘她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倒的树’，我乐于公开承认这一点，并无半点愧色。因为我知道，在她的心目中，我也是这样一株树——在充满险恶的人生中，我们互相苦苦支撑：这就足够了。我的这本书当然应该献给她，我的可忻。记得在十五年前的新婚之夜，我也曾向可忻献过一本书——那时十年浩劫还没有结束，我虽也写有近百万字，却不可能出版；献上的是手抄本，书名为《向鲁迅学习》。现在，‘书’由手写变成了铅印，但那份情意却没有变，依然那样深挚、纯真——但愿我们永远像年轻人那样相爱，尽管此时我们都已两鬓斑白，并一天天走向归宿。”

其实，先生无须羡慕年轻人，因为先生的爱是一种历尽沧桑之后沉甸甸的爱。这份重量，我相信身边的少男少女们没有谁能承受得起——他们把爱视作“每周一歌”或“半月谈”，视作“一场游戏一场梦”，既失却了纯真，也不可能深挚。在钱理群先生家里，向先生讨教的时候，师母在外间忙碌着。我很想悄悄地问问先生的初恋，却一直没有开口。就让它成为一个让我怀想的谜吧，最美丽的情感往往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给爱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其实就是时间。对有的人来说，时间是温柔一刀，割去了三千烦恼丝，也劈开了一双相牵的手；对另一些人而言，时间则是爱的容器，爱无形，容器也无形，两鬓青青变星星，只是为了一颗痴心。毁灭爱的是时间，证明爱的也只有时间。这些道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总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