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位老师，我总不吝啬用“最好”或者“独一无二”来形容，但这些极限词显然违反最新广告法，我只能选择一种相对具体的描述。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大致如下：
上帝对亚当说：“你现在拥有了生命，可以去到那世上了。”
“那世上有灾难，有疾病，你怕吗？”
亚当说：“我不怕这些。”
转而思考了半晌，又说：“神啊，我想，我怕孤独。”
上帝说：“不用担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个最好到礼物，这礼物可以让你抵御孤独，这个礼物就是‘艺术’。”
“孤独”是促使一个人开始一切思考的重要源头。
一个人从降生那一天起就开始“生活”，然而一个人唯有在感觉到“孤独”的那一刻起才算开始拥有“生命”。我人生第一个重大的运气，就是在刚刚意识到“孤独”的时刻，遇见了一个非常注重“艺术”的老师，许多年之后，我把这位老师写进我的小说《再见，少年》，在那里，他的名字是杨震宇。
杨震宇成为我班主任之前，我刚度过了非常糟糕的一年。
整个的初中二年级，我经历了一个少年可能经历的所有糟糕的处境。
我父母在那年吵架的频次再创新高，我爸爸经常喝醉了才回家，家里仅有的几样电器都被他借酒装疯砸的不成形状。而他自己才是那些电器最频繁的使用者，我对于大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非常想不通，从此内心跟家人疏离，长达二十年之久。
多数早恋的少年都有跟家人疏离的前因，这倒并非是一个借口，人在体会到孤独的那一天起就试图抓住些什么，最容易的就是爱情。
于是，除了每天惶惶然地应付家里的战火硝烟，我还在初二那年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未果到单恋。
就算已经不幸到了如此境地，我还在同一时期见识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班主任。
关于她的部分事迹，我也在《再见，少年》里做了部分叙述，在那里，她的名字是“范方”，就是“反方”的意思。但那个叙述是修辞后的客气，跟真实中她随时热腾腾的杀气不可同日而语。她大概是自己过的不快乐，就以折磨学生聊以自慰。
那是对“动辄得咎”体会最深的一年，一个不快乐的妇女，以高频次的开家长会或请家长挑唆家长对男同学动武对女同学谩骂。
我的若干男同学都像我家的电器一样经常一头包，我的若干女同学也以十三四岁的年纪早早被李姓老师咬牙切齿的多次结论为“你完了。”
她好像早早知道“重要的事说三遍”，所有谩骂都不吝惜贬义词。
我第一次看《简爱》在孤儿院被虐的场面时，心头出现的形象还是那位李老师，我相信，如果她被允许体罚我们，她一定也能做得出《简爱》里那种揪着女同学剪头发，把谁放在大雨里罚站半天的举动。
那年，那位李老师盲目地恨着我们，我们茫然地被她恨着。
很多时候，恨是不必有理由的，很多时候，恨的唯一原因是那个恨人的人，自己没有被爱。
那是黑暗的一年，我郁郁寡欢成绩差，绝望之下，留了级。
由于我们班留级数量过巨，以至于没有愿意接收的班级，我还记得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站在新一届初二的几个班门口，场面像《红楼梦》里被贩卖的丫鬟，低眉顺眼，倍感耻辱，然而完全无力自救。在站了两天之后，我们被实在看不下去的“杨震宇”收留了，他因为收留了若干其他班不要的留级生，又有几个从其他班慕名来投奔自由的，自此我们班一直是全学校学生数量最多的班级。
就这样，我的少年时代，否极泰来。
杨震宇不注重学分，注重思考；无所谓“听话”，鼓励“表达”；讨厌虚伪，尊重由衷……基本上他是第一个把我们当成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的，而不是之前我们习惯了的那种要么当“听话机器”，要么就“完了”。关于杨震宇的教育方式，《再见，少年》里写了很多。然而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怕被误读，反而怎么写都觉得表达有误差，干脆放弃。
那就是他对于我们早恋的态度。
考验“教育”的重要指标是看大人怎么处理小孩儿的感情问题。
那年，我父母的战役还在延续，我得以继续地下早恋。
比起上一次不成功当单恋，我终于迎来了少年时代的第一个春天。
不仅早恋，而且还是三角恋。啧啧啧。
那两个男生，一个有颜值，一个有头脑。真是让人陷入两难。
在那之后的半辈子，我经常陷入先选“脸”还是先选“脑”的惆怅。极少数又有脸又有脑的通常不是太花就是性无能，要么就是“无心”，要么是gay。此事古难全。
关于“心”这事儿，忘了是梁文道的哪本书里写的一句话：“他一切都好，就是没心。”
短短的一句，我想起一回哭一回。
知己的利器，总是大道至简。
话说回来，如果一个男的，又有脸，又有脑，还性功能良好，还有心，还不是gay。如果他不花，那不是暴殄天物嘛，简直天理难容。
杨震宇想必也深谙这个道理，他并没有斥责我的三角恋－－他压根没有斥责我的早恋。
和大部分大惊小怪的大人不同，杨震宇在不知道从哪个同学那儿听说了我的八卦之后，把我叫去他办公室，开门见山：“我不同意‘早恋’这个说法，不存在什么‘早恋’，恋就是恋，每个人的心理年龄都不一样。”
嗯，“心理年龄”这个词，也是从他那儿听说的。
“这不是在鼓励你”他接着说“你必须把‘恋’变成成长而不是伤害，不论对你自己还是对别人。”
到今天我都无法自拔地任性地当一个“不恋爱会死”星人，我总能在初初之时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因为我需要成长，所以我需要恋爱。”
前一阵听张曼玉哑着嗓子唱那首《如果没了你》，她说“每一段恋爱，都有好多学习。”
谁说的来着“坏女孩儿走四方，好女孩儿上天堂”，要我说唯一又走四方又上天堂的路径就是透过恋爱，学习爱。在爱的国度，天高地阔，没有“好”“坏”。
杨震宇也特别偏爱那个好看的少年，频频找他聊天，推心置腹，试图让那少年明白脸只能靠一时这个简单真理。
他旁征博引，用了各种名人事迹和著作，就是为了让那个少年和我们都明白脸是天生都，脑和心是可以后补的，而决定人生质量的是“脑”和“心”。
好看少年，并没有真的把杨震宇的教诲和厚望变成行为，像世界上多数好看的人一样，略微挟好看自重，直到好看随着岁月依稀。想想也是可惜的。
“甭管男的还是女的，甭管是什么年纪，记住，‘爱’是等不来也要不来的，你想呆在那儿，就有人爱你了，那是妄想！爱只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付出－－真正的，不计较回报的付出；一个是让自己特别棒，特别值得仰慕。”
这是杨震宇在跟我聊完我的早恋之后的班会上的一段陈词。
这段话，童叟无欺，实用至今。
那两个男生，我也没蓄意取舍，跟好看的一起玩儿，看电影逛公园儿什么的，跟有脑的通信，即使每天都见也写信，还一起阅读，读完就辩论。
然后跟他们俩一起演话剧，看一个的脸，听一个的词。好像林夕写给王菲的《不留》：“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我无师自通的让两个少年都觉得他们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想想，这也不是欺骗，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他们的确就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之于这两个少年的岁月，也是一样的吧。
作为旁观者的杨震宇，对此没有批评，没有鼓励，甚至也没有多余的判断。
他是第一个对我们真正“尊重”的大人。
《再见，少年》出版之后，很多读者问“杨震宇是怎么死的。”
答案没什么离奇，他一辈子辗转了很多城市，换了很多职业，谈了许多恋爱，活得充实而尽兴，最后落脚在福建的一个山里，养茶。
听说死因是罹患癌症。
我在成人之后，渐渐练习对“死亡”的坦然和敬意，这是一门难修但必修但课程，不知死，焉知生。
时光和情感一样，不会因为活的年头长而有意义，而是会因为对生命对敏感和深度而有意义。
我把杨震宇的教育总结成一句话放进《再见，少年》中：“后来，我们终将会直到，人生全部的快乐不过就来自于这三件事：还有什么令人敬畏，还有谁让你牵绊，还有哪些被视作梦想。”
因为这也是我重要的运气和感慨，一个开明的热情的有学识有智慧懂尊重的老师，早早让我知道：只要对生命敬畏，要练习爱，不可放弃梦想。
这样的人生，不会过的太差，试试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