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的时候，我在一家气象站实习。气象站修在一座小山包上，平时鲜有人问津，除了和我一起来实习的唐薇，就只有顾站长和姚姐两个人。

那年冬天快结束的时候，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漫天飞舞的雪片，半天工夫就给山区套上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大棉袄。黄昏时，积雪压断了高压线，气象站里忽然断电了，空调安静下来，温度计里的水银柱也麻溜地缩紧了长脖子。

姚姐从仓库里翻出了一只旧火桶和一丁点儿备用的木炭块，招呼大家围坐在屋子中央。

姚姐说：“抢修输电线的工人已经出发了，不过大雪封山，今晚能不能修得好很难说。”

顾站长找出半瓶二锅头，分给大家倒上。他说：“外面的温度已经零下17度了。来，喝一点，暖暖身子。”

我和唐薇有些懵懂地对望了一眼，小口抿了一下。

灰白的天空仿佛用尺子比着一般，一寸一寸地暗淡下来。屋子里很安静，扯开耳朵，就能听见大片雪花簌簌落地的声音。火桶里炭火不是很旺，偶尔在燃烧时发出噼啪的爆响，好像这间小房子哆哆嗦嗦地蜷在雪野里打着寒战。

“要是能来几个硬菜就更好啦！”我轻轻抿下一口酒说。

“硬菜是做不了，咱们讲几个故事来下酒吧！”顾站长说。

“故事下酒？”唐薇瞪大了眼睛。

“嗯！咱们来说说这辈子让自己特暖和的事吧！我先来，一人讲一个，讲得精彩，奖励一大杯二锅头。”顾站长举起酒瓶，缓缓地说了起来。

我上大学那会儿吧，还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普及。大一放寒假回家，买到车票后，我给我叔叔家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坐哪一天火车回去。从学校到我家一共有三趟火车，我买了中间的一趟。那时候是新生，我在南方读书，一放假就归心似箭，收拾行李的时候，竟然忘记了带厚衣服。

火车在我北方老家停下来时，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快冻僵了，西北风比画着小锯齿儿似的，在人脸上千刀万剐。背起行李，我就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往家里冲！

跑出火车站，我忽然看见我爸站在广场的公交车站，他穿着一件旧军大衣，戴一顶雷锋帽，双手对插在袖子里，一动不动站在西北风中，扎实得仿佛一个邮筒。

我快步跑上去，对我爸说，爸，你怎么来接我啦？

我爸说，你叔也不知道你坐哪趟车回来，我寻思着还是赶最早一班来吧。

不由分说，我爸就脱下他的军大衣往我身上糊。说实话，我当时还觉得那件军大衣特老土，想挣扎来着，可在披上它的一刹那，我全身忽然注入了一阵暖流，舒服得再讲不出一句话来。

返校的时候，我特意去车站看最早一班火车的到站时间——足足比我的那一班早出三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我爸在我到站之前，已经在小刀子似的西北风里站了三个半小时。返校的路上，我一直紧紧裹着那件破大衣，我觉得它特别美，特别美！

我按捺不住了，抢下顾站长的话说：“这一杯，敬老爸！”

顾站长深饮下一口酒，说：“从那之后，我只要回家，都赶着最早一班的火车回去！”

唐薇也凑过来，敬了顾站长一杯。接着她说：“我也来说一个自己的事吧。”

我有一个挺谈得来的高中同学，人很油菜花（网络用语“有才华”的谐音），就是特别腼腆。什么事，你不赶着他说吧，他绝不主动开口。我挺喜欢他的，我觉得他也有点喜欢我，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常常写信、聊QQ、打电话。但那种感觉呢，就像在大雾里散步的两个人，听得见脚步声，却看不清彼此的眼睛。

大二的愚人节，我们寝室的几个姐妹决定跟大姐开个玩笑，写一封匿名的情书哄她开心。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油菜花”的小哥了。我向油菜花求助，小哥支吾几句后说，好吧，我试试看啦！

愚人节的那天，大姐果然收到了一封匿名情书。情书写得很好，是一首六句话组成的短诗，大意是说，姑娘我暗恋你好久了，可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啊！晚上熄了灯，姐妹们吵吵闹闹地和大姐开玩笑，我仰在枕头上，顺手发了短信向油菜花道谢。

油菜花说，唐薇，你看到那情书了吗？

我发过去一个笑脸：），补充说，看啦！有才华，高水准！

油菜花说，看了我就放心了，你是竖着念的吗？

放下手机，我迫不及待地从床上跳起来，迅速滑向下铺，向大姐讨过情书，竖着扫过第一排的文字——居然是——“致我深爱的薇”！那一瞬间，我像是被捧在掌心的一筒冰激凌，全身都开始融化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一向腼腆的他，居然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主动向我告白了。

“后来呢？”姚姐问道。

“后来，我们就真的在一起了！”唐薇说。

“可是，这个故事温暖吗？”我小声问道。

“暖！”唐薇举起自己的酒杯，喝下一大口说，“这封匿名情书，我一直珍藏在枕边，那些倒春寒的夜里，我将它平铺在我的被子上，一整晚都暖暖的。虽然只有最简单的六个字，却像冬天的日出一样，一下子驱散了满天的雾气，隔着万水千山，我也能清晰地看到他的眼睛。”

姚姐点点头，向火桶里添了木炭，转而望向我说：“午歌，你也来说一个吧。”

我顿了顿，倒磁带一般地迅速把思绪拉扯到20年前。

那会儿，我才5岁吧，在幼儿园读中班还是大班记不清了。我和我们副院长的儿子“大卡”在一个班里读书。大卡仗着他是“太子”的身份，平时在班里横行霸道的。不是有哲学家说过吗？小时候打架拼的是发育。你听“大卡”这名字就知道：这厮小时候就发育得牛肥马壮的。很多被他欺负过的同学，都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天放学前，大卡说他的三色橡皮找不到了，非要翻我的书包。我知道他是故意想在同学面前戏弄我，不过碍于他体形和身份的双重压力，我还是强忍着给他翻了书包。结果他把我书包里的课本、水壶、毛巾一样一样地扔得满地都是，书包被他翻了一个底朝天后，他突然把手插进了自己的兜里。

他说：“哦，橡皮在这儿，你这傻瓜还挺配合的啊！”

我一时血气上涌，一记飞拳就冲了过去，很快和大卡扭成一团，在地上滚来滚去。同学们起初都看得傻了眼，当我在一次翻滚中转到大卡身上的时候，忽然从身后飞来一个男同学，大喊着我的名字：

“午歌，算我一个！”

他横着压在我的身上，自然也把大卡压在了身下。

“午歌，算我一个！”

接着，又一个同学压了上来！那些平时忍气吞声的男生们，得了令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横压在我和大卡的身上。虽然我被压得喘不过气，但我知道，压在我身下的大卡一定比我的滋味儿更难受。忙乱中，我竟然为仗义的小伙伴们笑了起来。

“这有啥可温暖的？”唐薇插话道。

“嗯，其实也没啥。”我补充说，“后来老师把我们几个拎到操场上，挨个儿批斗，可是问了半天，谁也不说是我先动手的。没办法，老师就罚我们在教室外站成一排。小伙伴们都不说话了，天空很快暗沉下来，夕阳扯着两绺鼻子血似的红霞，漫天流洒，我抹了抹自己还在酸痛的鼻头，低声地唱了一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

“没想到，所有罚站的同学居然跟着我的节拍，一起唱了起来，那声音像从地底喷发出来的一样，越蹿越高，越来越大，穿过风声和下课铃声，在幼儿园里横冲直撞。我们就这样唱啊，唱啊，我的心里暖暖的，可是喉咙却不自觉地哽咽了，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的小伙伴们。”

“来！喝一杯！”顾站长和姚老师一起举起了杯子。

姚老师慢慢地说：“下面我也来说一说，这个故事有点特别，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既不是亲戚、爱人，也算不上同学和朋友。”

那时候，我丈夫刚刚升了团长，我随军之后，暂时安排在街道上做社区义工，平时就是照顾一些失独老人。

有一位林大娘，七十几岁的样子。她的儿子是抗洪烈士，那时候林大娘老年痴呆挺厉害，整天迷迷糊糊的，我去看了她好多次，可她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每次我去送药给她吃，她总是说，药很苦，要我给她带糖块，她才肯吃药，像个小孩子一样。

有一天，我和社区主任都在，她几乎完全丧失了意识，一遍一遍念着儿子的名字，眼里泛着异常的光亮，手上哆哆嗦嗦的。我那会儿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一把上去攥住了她的手，她似乎把我当成了她的儿子，伸手在我嘴角上划拉了一下，然后，她居然从枕头下摸出了一把糖块——原来那些下药的糖她一块都没舍得吃，原原本本给她的儿子留着呢！

我第一次看到林大娘流眼泪，她闭着双眼，似乎带着一丁点儿微笑，眼泪湿答答地滴在枕巾上。那时候，我觉得心中一颤，紧紧地攥住了李大娘的手指，我特想把我的体温全都输送给她。

我、顾站长、唐薇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这个故事，似乎没有特别的暖意，可是在我们心里却架起了一团生生不息的火焰。

“干一杯！”

后来我想，我们三个人的温暖都来自他人的付出与分享，唯独是姚姐，她把自己的爱奉献了出来，却获得了比享受爱心更多的幸福——也许这就是爱的能量不守恒定律吧——付出爱的那一个，永远要比得到爱的那个要幸福，要踏实，要温暖。

夜里10点钟，站长接到了市里的通知，说输电线暂时无法修复了，只能通过电话简单地向市里汇报监测数据。

姚姐示意我去屋外的监测台测量雪厚和温度。我咬牙冲了出去，却并没有被意料之中的寒意袭击：雪地把天空照得分外透亮，空气纯澈，让人迅速清醒过来，远处村镇里的灯光在浮动的晕色里，像明灭的光火，从大地的一角引燃夜空。在这片没有尽头的雪野里，我自由地迈开大步，呼吸着，奔跑着，朝向星火燎原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