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少年为能拥有一把制作漂亮、威力凶猛的弹弓而自豪。弹弓是那时少年群体中的时尚标志，也是身份的象征。

邻居小三子就有一把漂亮无比的弹弓。说它漂亮，是因为小三子那把弹弓的把儿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一般的弹弓把儿都是用八号铁条做成的，可小三子的这把弹弓，据他说，被他在工厂车间当主任的姨夫用不锈钢漆“镀”过了。这一“镀”不要紧，弹弓把儿通体发亮，银灿灿的直晃人眼睛。小三子经常把弹弓从书包里掏出来炫耀，在我们眼里，他仿佛拿的是一把左轮手枪，而我们拿的只是土棒子。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灰头土脸，一点都硬气不起来。

小三子无疑是我们当中的神枪手，每天放学去军区大院西侧小树林里打鸟，他的成果都比我们丰硕。打靶归来，小三子便带领着我们，像一群凯旋的战士，越过大院操场，再越过机关办公楼，然后才向家属院走去。

在我们之中，有个“娇气包”叫王然。王然长得瘦小枯干，平时我们都不爱带他玩，因为他动不动就哭鼻子，一哭起来鼻子下就冒出两个鼻涕泡来，越吹越大，然后灭了，很快又有两颗冒出来，然后再“扑哧扑哧”地灭下去。他一哭我们就踢他屁股，越踢他就越哭。

王然有个姐姐叫王菊，读高一的她比我们高出一个头。每次见到我们，都像老师一样训斥我们。她看着我们手里蹬着腿挣扎着的小鸟儿，会说：“你们也太残忍了！”这时候小三子就梗着脖子提着鸟儿，一边挥舞着弹弓一边说：“要你管，你算老几？”王菊白了他一眼，在人堆里把王然拽出来，边教训着他边说：“王然，咱们回家，以后不要和他们学！”说完转身便走。王菊的马尾辫在我们眼前一跳一跳的，还有她那胀圆的屁股，也一扭一扭的。我们这帮男孩儿望着王菊远去，总觉得她和我们不一样，但究竟哪里不一样，一时又说不清楚。

其实王菊的一双眼睛很好看，像含了层水。她的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水汪汪中闪动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神韵。虽然她总是训斥我们，但我们仍然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她，一天不见似乎就少了些什么。

不知是不是王菊教育的结果，有一段时间王然居然不再跟我们玩儿了。按理说，多一个王然少一个王然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差别。可他不跟我们玩了，我们也就见不到王菊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还有那圆滚滚的屁股，突然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我们一下子没了精神，似乎生活少了一份很重要的内容，没有了颜色。

憋不住的时候，小三子就对我们说：“咱们找王然去！”

他的提议得到了我们一致的拥护，于是我们一群人结队来到王然家楼下，一起喊王然的名字，以小伙伴的名义热切地呼唤他。不一会儿，三楼的窗子开了，探出头来的不是王然，而是我们朝思暮想的王菊。王菊冲我们喊：“滚，小破孩，回家去！”然后“砰”地一下关上了窗子。见到了王菊，我们的兴致一下高昂起来。我们再齐心协力地喊王然。窗子突然又开了，一缸子茶水泼出来，星星点点地落在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我们非但不觉得恼怒，反而觉得爽快无比，准备继续把这场游戏玩下去。可惜的是泼完水的王菊关上了窗子拉上了窗帘，不管我们怎么喊，她再也没有理我们。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喊王然下楼成了我们必备的一个游戏节目。每天王菊都会从窗子里探出头骂我们是小破孩，每天都会用茶缸子往楼下泼水，此后便是长久的沉寂。到这时候，其实叫不叫王然已经不重要了，这游戏成了我们和王菊的一种“交流”，她不自觉地加入到了我们对某种遥远而又模糊不清的有关青春的想象之中，却浑然不知。我们越来越不满足这短短的一点时间，心里怅怅的、空空的。

说起来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动了那样的脑筋。

有一天晚上，小三子又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站在王菊家楼下，他布置道：把弹弓拿出来。

我们齐齐地掏出了弹弓。

小三子又说：“把子弹上好。”

我们在弹弓的皮兜里装上石子儿或土块，我们看到小三子把一粒钢珠装到了弹弓的皮兜里。

小三子说：“我们喊王然王八蛋，等他姐开窗的时候我们就发射。”

我们一起点头，都为小三子的主意暗自叫好，那时我们根本没想到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们既紧张又兴奋，然后齐心协力用发颤的声音一起喊：“王然王八蛋！王然王八蛋！”

声音惊动了窗里人。王菊打开窗户探出头，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怒视着我们。她正要骂出口，小三子便下达了发射的命令。我们“唰唰”地发射了各种“子弹”，它们雨点似的向王菊射过去。只听王菊“啊”地大叫了一声，捂住了眼睛，一下子倒了下去。我们都被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在慌神的工夫，便听见屋内王然爹大粗嗓子喊着说：“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说完一把推开了窗户，露出一张吓死人的大黑脸。我们早已魂飞魄散地消失在了黑暗中。

第二天上学，我们没有见到王然，也没见到王菊。放学一回到大院，便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王菊住进了军区医院，她的眼睛受伤了！回到家里我们的父母都黑着脸，各自把我们关到屋里揍了一顿，骂我们不懂事，捅了大娄子。

娄子究竟有多大？三天后水落石出——王菊的一只眼睛瞎了，眼球被摘除。

我们再也不敢见王菊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消失了一只，只要一看到她的身影出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生怕看到她残缺的脸。从那以后，小三子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再也不和我们一起玩了，经常一个人独自发呆。在我们眼里小三子似乎一下子就长大了。

直到王菊毕业，我们才真真正正第一次看清楚装了义眼的她。王菊作为毕业生的代表上台发言。她举着右手向毛主席发誓，带头下乡插队。她的一双眼睛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人了。以王菊的身份，她本来应该去参军，可就因为她的眼睛不好，只能下乡插队了。王菊的左假眼，不能听指挥，右眼看左边时，左眼看起来还是在看着前方，两只眼睛的大小也不一样，看起来怪怪的。王菊就带着这么怪怪的左眼下乡去了，我们心里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王菊的身影，也很少看见小三子了，我们这帮人竟就这样散了。

时光荏苒，到高中毕业那年，我们听说王菊从乡下回了城，被招到一家工厂去上班。没多久，我们又听说王菊要结婚了，未婚夫是部队复员的一名战士，和王菊在一个工厂。王菊结婚那天，我们都去看了。我们站得远远的，生怕被人发现。王菊被接走时，一点都不热闹，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未婚夫穿着一身旧军装，推着自行车等在王菊家楼下。王菊从楼上下来，穿着一件新衣服，她来到楼下，冲未婚夫笑一笑，说了句：“咱们走吧。”便一踮脚，轻盈地坐到了自行车后座上。她的未婚夫掉转车头，骑了上去。王菊用手搂着未婚夫的腰，脖子上戴着的一条红色纱巾像要飞起来似的。两人越骑越远，最后终于骑出了军区大院。

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刚刚跑进军区大院的小三子。他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他听说王菊要结婚，是从乡下特地赶回来的。他的胶鞋和军裤上沾满了一路跑来时溅到身上的泥点子。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再抬头看小三子时，他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儿。后来我们听说，小三子在乡下向王菊求过婚，发誓要娶王菊，可王菊却没有同意。

不久后小三子也回城了，可他一直没有结婚。许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见都不见一下，只是每晚抱着一把吉他在院子里的树林中自弹自唱。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又过了几年，我们有的从部队复员回来了，有的从乡下插队回来了，我们又聚在大院里——我们听说王菊离婚了。

离婚的王菊又回到了军区大院的父母家里。她结婚又离婚，我们都觉得这似乎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心里很愧疚。我们不敢见王菊，总是躲着她。有时在胡同里不期而遇，反而是王菊倒像没事似的冲我们笑一笑。她的眼睛一只向左，一只向右。王菊走过去了，我们心里堵得更难受。

再之后，大家有一天突然接到了小三子的结婚请柬。对，你猜得没错。我们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请柬上写着的居然是小三子和王菊的名字。听说小三子费了好大劲，最后都给王菊跪下了，王菊才终于同意了他的求婚。

婚礼现场我们都去了。小三子不停地给我们敬酒。每敬一杯，小三子都问我们：“王菊漂亮吧？我媳妇儿漂不漂亮？”我们就想起了上学时候的王菊，仿佛看见她那忽闪闪的大眼睛又再次明亮了起来。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不漂亮呢？

那天在婚礼上，我们都觉得王菊和小三子，他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也仿佛终于卸下多年来压在心底的担子。

昔日的弹弓少年，那天都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