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

那并不是我的选择，那是母亲替我的选择。生下我不久，母亲再度怀孕，我与弟弟只差一岁，不得已，母亲将我送到乡下外婆家，外婆那年不到50岁，母亲在城里带着弟弟，我被扔到了乡下。

有记忆开始，便是广阔天地。

北方的农村都壮阔，河北尤是。华北平原一望无际的麦田、玉米地、谷子、棉花、黄豆、芝麻，还有茄子、西红柿、黄瓜、豆角、南瓜... ...北方所有农作物我如数家珍。那时我多厌恶它们。

弟弟每回来都穿着新皮鞋，而我永远是穿着外婆自己做的布鞋，油灯下，她一针一线纳鞋底儿，窗外不远便是麦田，呼呼的风吹进来麦香。院子里的鸡和鹅全睡了，猪圈里的猪也睡了。我央求外婆给我讲故事，她的故事那么少，乏善可陈。只会讲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 ...

但村子中果真有小土庙。常有人去上香，也有果品。外婆总是拿了盘子中的贡品给我吃。“小孩子家，馋。”她这样解释。哪里能洗呢？只是衣服上蹭蹭。“没干没净，吃了没病。”外婆总这样说。

她那时还要去地里干活，总要带上我。

玉米地里有清香，外婆剥了新玉米给我吃，有米白色鲜嫩的汁液儿，玉米秆是清甜的，一个人坐在地里吃呀吃。玉米地里随处可以大小便，并无厕所概念。

村子里有唯一的公厕，里面爬满了蛆和苍蝇。人进去的时候“嗡”的一下。我习惯了那种轰轰烈烈的脏。多年后与乔叶聊天，她亦有农村生活经历，她说：那是我们的底气与宝藏。不言自明。那邋遢龌龊的厕所，那一望无际的庄稼，哺乳的女人毫无遮拦地给孩子喂奶，那乡村里的野气... ...

一个人一段乡村记忆，是这样敦厚、诚恳，甚至那些脏乱差，都成了日后的丰沛与温度，格局与气象。这一切，天注定。

酷暑的下午，翻看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几度心酸，苏北少年与华北少年同样孤独，要盼望过年穿新衣、吃肉，要盼望周末、母亲带来奶粉和红糖... ...物质的匮乏总是刻骨铭心。

外婆背了玉米去碾子上碾。我跟在后面，只说再不喝玉米面粥与山药蛋粥，也不吃她蒸的窝头，贴的饼子。她便笑：那给丫头烙烧饼吃。她便和极少的白面。少得可怜的一小块，顶多一个馒头的大小，我几乎看不出她要干什么。她把那块面揪成饺子皮那样大，然后一个个擀圆，再撒上芝麻。那些芝麻真像跳舞，我仿佛看到了它们与面终于颠沛到了一起。

极薄的一张，然后放进烧热的锅里，然后一定要用花秸来烧。麦收过后，被碾压过的麦秆被称为花秸。这是多么美好的名字。

麦收过后，村子外面有无数的花秸垜。在更远的北方，就叫麦秸垜。铁凝小说三大垜中便有一篇《麦秸垜》。每一个在乡村生活过的人都是幸福的，在漫长的人生中，那是丰沛厚实的滋养。

那些花秸的火苗是轻的，烙饼和糊饼最好。不糊。劈柴用来炖肉，火硬。外婆用那些花秸烧火，烧出了又薄又脆的圆饼喂养了我。我在外婆的背上走东家串西家，听张家长李家短，看他们养的猫狗鸡鸭... ...有一次还被狗咬了，流了很多血，腿上现在还有疤。那时候不打狂犬育苗，咬了也就咬了。外婆再也不去那个人家，并且还让对方带着上了药。

乡村的天空是低的。特别是秋天，仿佛云伸手可捉。秋天的棉花地里，外婆背了袋子去“拾棉花”。白白的棉花一朵朵扔进袋子里，拾满了，便倒在路边的棉花垛上。我躺在棉花垛上看云。盼望母亲快点接我回城里，我要穿红布鞋，梳小辫儿，吃冰棍。

我不知那时的光景是奢侈的，只觉得一天天的好无聊。每天去地里看鹅，运气好能抢个鹅蛋。有时和邻居的铁蛋、二丫玩，玩一会儿便打了起来，各不相让。

我盼着说书人快来。

麦收或秋收过后，村里便来说书人，说《三侠五义》、《西厢记》... ...我坐在板凳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月亮爬上来，露水湿了衣裳，外婆抱我回家。醒了说书人不见了，我便怅怅然。忆起他穿的长衫和他的声调，怪迷人的，盼着长大与说书人游走江湖。这样的想法让我会兴奋很久。

隔壁的书枝喜欢我，她二十多岁，常带我去玩，每次都去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回来便告诉外婆，外婆不让我再去了。过几天，书枝投了井，捞上来身体直挺挺的。我第一次见到死人，亦不怕，只觉得书枝的衣裳还那么好看。书枝的母亲不哭，感觉丢死人了，丢死人了。

我后来才知道书枝与已婚的柳先生有私情并且有了身孕。那柳先生是乡村的老师，语文、数学都教，白面书生。我也喜欢柳先生，白白净净的，手上总有粉笔末，好闻。书枝那天死，我没哭。大概是吓的，但后来开始发烧。外婆说我吓着了，便到邻村找老王婆给我招魂儿。老王婆招魂有术，比大夫管用。

她快80岁了，满脸皱纹。身上有跳蚤，头发里散发出桂花油的油腻味。我疑心她至少一年没有洗头发了。我每十天洗一次，外婆用花秸烧了水，给我烫头发，水很热，我尖叫、反抗。外婆不管，她说这样不长虱子。长大后，有和我同龄的女人说：我一天不洗澡都受不了，我从来沉默。在乡村，十天能洗澡是奢侈的。

老王婆把手放我额头上，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大概意思是把我的魂招回来。我昏昏沉沉。叫了魂之后，去乡村小卖部买一袋动物饼干，七毛钱一斤。外婆舍不得，转脸便说：“回来必须和你妈要钱。”母亲那时在灯泡厂上班，一个月挣几十块钱。我便说：“我妈没钱。”我总和外婆吵架——现在，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外婆去世多年，她没有花上我挣的钱就走了。

那时我的梦想是开一间老张家的小卖部。小卖部在大队的一间小破屋里，里面有花生米、糖果、纸片... ...如今看起来廉价而不卫生。但很多年前，那是一个孩子的天堂。长大以后，我依然对小卖部无限喜欢，对花生米抱有过分的热情——我的饮食结构保持着童年的习惯：喝粥，吃咸菜、炖肉、花生米、炒几个小菜。

有几年我甚是洋气，喝咖啡，吃西餐。我在西湖边、上海外滩，要一杯上百年的咖啡，穿着几千块钱一件的衣服，身上每件东西都有或大或小的牌子。那几年我虚荣极了，并且摆出小资的姿态，无论文字还是人。自八岁之后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并且定居在城市。多数时候我每天穿行于国内的一线城市，那些洋气无师自通。没有人看出我在乡下呆过八年。我也试图表明：我是地道的城里人。

但不是。

我与别的女子去西藏旅行，他们对酥油茶大呼小叫，对一年不洗澡的藏民不理解，对住的旅馆抱怨不是24小时热水。我倒头便睡，并在旅途中渴了就喝山涧的水。那8年对于我的心理装备足够了。

中年以后，我选择棉、麻不过百十块钱的衣裳，我记得小时候躺过的棉花垛，记得棉花的温暖。从此以往，我自己腌咸菜，与外婆一样卷起袖子干活，蒸一锅纯碱的馒头、炖一锅红烧肉，定期去乡下走走。这么多年，我依然喜欢乡下的味道。尽管失掉了从前的朴素、淡然，但仍旧比城市好很多。

那些村里的老人还能认识我，他们叫着我的乳名。说庄稼越来越少了，这里成了开发区，很多年轻人去住楼房，外婆家的坟地怕是也要挪了。

铁凝、陈丹青、乔叶、毕飞宇... ...我忽然想起他们的农村生活经验，只不过他们是更为能记得细节的少年，我是童年，已经很好了，这是老天爷的筛造，这样的生活经验可以是一辈子的生活底气——最苦的我都见过了，还怕什么？

有了这样的底气，多么的自足——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然后有这样的底气可以丰满地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