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找对一个和困惑和解的角度

时至今日，哲理散文仍然稳立于市场。

周国平哲理散文娓娓道来，仍然闪耀。他谈生死，谈孤独，谈品质，谈做人，谈幸福，谈婚姻，谈爱情，谈永恒，谈苦难等等。耳熟能详的人生问题，经他诠释，有了爱智慧观照，也反映了一个哲学工作者的含藏无限。八十年代初，一本他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文化知识界影响重大。最近，他结集出版一套26卷文集，从尼采著述到纪实哲理性文学作品，再到谈话录、哲理散文种种。在贯穿人类精神的高坡底洼中风流徜徉。关于他广为流传的哲理散文，有人冠以“心灵鸡汤”之称，他不同意，指出针对心灵的文字是有区别的，至少他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有着他自身体验的。近期，他思考较多的一个境况是：觉醒。

“觉醒”是新时代灵性热门用语。周国平对克里希那穆提那些共时性后现代事物并无兴趣。诚然，他的觉醒不离信仰和智慧，也不免要来到人类的特殊意识形态探求。他和佛教济群法师交流，成书《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觉醒，是书中风向标之一。

记者采访周国平，发现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意义。

话题从哲学的当代状况开始。

哲学在中国状况？

周国平：这个时代可能不是一个哲学的时代，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可能是。但二十世纪下半期开始不是。哲学繁荣期是一浪一浪的，这一浪已经过了。存在主义和语言哲学过后，哲学大家如德国哈贝马斯，关注的好像还是社会问题。现在政治哲学比较热，这和时代特点有关系。说起后现代，我兴趣不大，自从尼采以后，上帝死了，无意义本是一种痛苦，后现代是陷入了狂欢。

后现代好像把无意义做为结论肯定下来，就不用再寻找意义了，但意义肯定是多元的。

您好像是回归了佛教传统?

周国平：佛教是一个解决方式。我不是佛教徒，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佛教徒。

我也不认为佛教是唯一的解决方式。一个佛教徒基本上排斥了其它的解决办法了。实际上我更看重人类精神传统共同的地方，包括佛教、基督教、西方哲学、东方哲学，而且我不相信有最后终极统一的解决。佛教宣称是终极的解决。

在《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中，您主要是充当了求知问道者的角色。

周国平：是的，甚至是挑战者的角色，我质疑，提问，追根究底。

我不知道宗教最后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解决程度。有些根本东西是无法解决的，譬如生死。基督教解决的好像彻底，它给了你一个无法实证的东西：灵魂不死。如果你相信它，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有哲学训练的人很难相信，历史上那些虔诚基督徒哲学家都是充满了怀疑的。

佛教讲无始以来，生命是一种无明，要解决生死问题就要解除无始以来无明，它有一套修炼功夫，我还没意愿去经历这个。后来我知道，应如何跟种种困惑和解，基本上这个角度我找对了。

这是关键，找到角度后和解不是大问题。和解，不等于甩掉或取消了问题，我还会去想这些问题，还会去关注思考这些问题的大师们，但不会纠结，也不会期待有一天这问题不存在。

不管宗教也好，哲学也好，追求目标还是意义。

对于搞哲学的，其人生经历重不重要？

周国平：哲学思考来源有二种， 一是自己感受经历，它不一定是外在经历，内在经历也很重要，另一个来源是知识。很多从事哲学的人可能属于后者。哲学就是学术嘛，当年我也写尼采，翻译过尼采。我选择尼采(作为研究对象)不是从纯知识出发，而是他表达的很多东西在我内在体验里也是能找到的，但我肯定更注重前者。

我是普通人，和大哲学家不能比。但我更愿意立足于自己感受去思考。纯学术东西当然也有价值，你把哲学史上一个问题，围绕它整理清楚，每一个哲学家什么观点，把它们做出一些比较，一些归纳总结，很多人是做这工作的。我不否认它是有意义的，但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学术的工具。

我就怕功利性，(他们)为了自己某种利益，这个利益也是国家需要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去做。我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多年，始终给自己做个定位：成为边缘人。

您曾经有一本关于女儿札记的书畅销全国，因此有条件边缘化了?

周国平：什么条件？我1981年去社科院哲学所，到96年才出版那书。在体制里只能从那条路上往前走，让学术得到承认，得到地位，我发现凭我的性情是走不了的，障碍重重，最大障碍是心理障碍。中国体制有意识型态，有人际关系，这两种都是我最讨厌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社科院意识型态色彩还不浓，后来越变越浓。

后来社科院强调的是什么呢？课题制，大学也好，研究机关也好，根据课题划分等级，拿到高等级课题证明你是学术带头人，我拿不到的，哲学所的重点课题我都没兴趣，对于大多数哲学工作者来说哲学只是个饭碗而已。

如在西方，您可能成不了今天的周国平?

周国平：当然有可能。我现在这样很好。我退出体制竞争。我感谢市场经济，感谢开放社会。我的作品不需要单位认可，只社会认可就行了，而且它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一点可怜工资所不能比的。

您在《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提到您青少年时期赶上文革，目睹好朋友郭沫若儿子郭世英惨死，因此受到影响，对组织行为退避三尺了?

周国平：我没从这个角度想过。文革我也参加过某一派系，但对那一派系也是游离的，我绝对不会成为组织里的积极分子，一定是逍遥派。

郭世英是是一个天性健康，活泼自由的人，更看重人的个性和个体发展，认为活着要充实有意思，我欣赏他这个人。但那种个性在我们体制是没有出路的，甚至是毁灭的。而我试图改变自己，又发现改变不了。人是有精神本能的，郭世英和我都是精神本能特别强烈的人。

哲学家和政治保持距离我觉得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当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你不是作为哲学家的身份去了，是公知，哲学家可以是公知，但如果仅仅是公知，没有超越那一面，你就不是哲学家。

我觉得自己这样一种天性导致的结果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是一种幸运搭配。

八十年代您开始出书，对星空和灵魂等等的哲思启发了很多人。

周国平：中国人都有人性，原来人们是在体制下被压制，强调社会性阶级性。我的书立足于人性来谈问题，表达了共鸣的人性。我从尼采研究找到突破口，后来直接表达自己的人生思考，少了学术东西，大量是所谓哲理散文。

为什么要加“所谓”两字？

周国平：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出哲理散文。哲理散文和哲学通俗化是不同的东西。它一方面是哲学知识、学术普及工作，另一方面是把自己体会到的那些东西说出来，有内在经验。我也不是立志要做这工作，其实我开始写哲理散文，是因为约稿，如《读书》杂志，我把读书心得写了，发表出来反响不错，《南方周末》等也需要稿子，我写得顺手，就这样自然地写下去。

我觉得挺好，如果没写过这东西，我也就是一个在社科院用你们的话说，憋屈的不受重视的普通研究人员，做到退休了，同时给自己写了很多日记。

可不可以用佛法分析自己人生如此显相的?

周国平：决定命运的是：一，性格，二，环境，它们互相作用发生化学反应。按佛教说法，这两者都是因缘决定的。

其实人的经历，你回头看是有线索可行，是连贯的。是性格在不同环境里的展现，像米兰·昆德拉所说：人在雾中行走，不知道前面等你的是什么，雾散了这条路就是你的路。

当年您的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感动了千万人。前几年您还写了另一个女儿啾啾的书，让人感觉是妞妞的早死又得到了偿还。啾啾，是个哲学早慧女孩。

周国平：我相信每一孩子来世上都是灵魂转世。我还有个儿子，今年九岁，他绘画天资特别。我这辈子最感谢是我的这两个孩子，他们给我的太多了，我已经和儿子订好计划，将来合作写一本书，文字是我的，绘画是他的。

妞妞是在音乐方面出色，她的时间太短了。妞妞一个月时被查出恶性眼底肿瘤，专家一再告诫不能留(指做手术增存活率)，后来看她越来越可爱，再怎么(后悔)也晚了。留和不留的问题，至今我解决了没有？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妞妞事件给了您特别的素材，引发您对生命无休止的叩问?

周国平：让我回头选择，我宁可没有那种经历。思考的人在人生中是不缺乏素材的，素材不是以这种面目就是以那种面目出现。

那件事发生后我的思考方向如何，也是不能设想。我的思考方向一直是比较明确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成为我的素材。我不知道素材发生重大改变会不会让我的思考发生重大改变。但哲学给了我一大好处是，让我有了比日常生活更高的立足点，让我跟日常生活拉开一个距离。形象地说，哲学给了我一种分身术。一个自我经历了妞妞等波折，另一个理性的我能跳出来看。

其实宗教也好，哲学也好，效果就是要让人跳出来。

那您为什么还去佛教寻找呢?

周国平：对我来说佛教是个思想资源，我不把它看成宗教。

如今哲学家都要去外面找资源变身发展了？

周国平：不是，中国哲学历来有这传统，他们去学习儒家道家，自从佛教传来中国，学者们也都从中吸收东西。儒道缺少本体论和对最高问题思考，佛教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对我来说，只是个人对佛教有很大兴趣。一直有预感，它可能是我最后的归宿。

现在我开始做一件事，是关于十几年前写了一半又放下的学术著作，它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哲学过程中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检讨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对于中西比较、反思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我觉得人们反思中国为什么贫弱，还是在圈子里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实际上中西差距绝对不仅是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差距也很大，我想说明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缺两个东西，一，法治，二，信仰。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跟社科院课题当然没关系。

是习近平形势下又可以回到学术状态了？

周国平：我没必要框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