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有一段话，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这几句话说得虽然比较抽象，但无非是说，浩然之气涵育着“直、义、道”等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传统，又发展了“义利观”，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家思想对“义”与“利”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人必须以公利为出发点，不能被私欲所蔽。而这需要律己思想。

南怀瑾是律己之人，他的律己表现在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他人宽容相待。尤其在金钱及各种诱惑面前，更应保持清醒头脑。

古人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南怀瑾认为，“义”和“利”是中国人进行道德评价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律己的试金石。因为人有什么样的义利观，在生活中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取舍态度，也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孔子虽为圣贤，却赞成经商，也愿把知识待价而沽，但是他仍明确提出“重义轻利”的理论。“重义轻利”，主张公利精神的“义”，赞成“义利”的统一，提倡“利以义制，先义而后利”，也就是说，“义”和“利”相比，“义”更高，“义”应该是主导，谋利应该是有原则的，尤其要在此时有“律己”思想，“利”应该服从于“义”，要“见利思义，利后取”。一个人面对利益的时候，要先进行道德判断和是非判断，而这一切建立在律己思想上，再确定取舍，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品性方面的偏差。

《论语》中记载，子贡曾是一个珠宝商，他十分懂得经商的真味。和他打交道的主要是各国的贵族，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收藏稀有的珠宝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珠宝又是没有固定价格的，它的售价可因买主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一个珠宝，卖给大夫可能只卖十两黄金，卖给诸侯就可能以百两黄金的高价成交。同样，同一个珠宝，在普通商人手里，他们会认为是一般的货色，不肯出高价去购买，而到了富商大贾手里，特别是到了有名望的大商人手里，他们就会认为这是稀世珍宝，用十倍甚至百倍的价钱买来之后，还觉得很高兴。子贡做买卖时面对不同客户，不同售价，因而获利极多。他的商队最多时是“结驷连骑”，即车马成行。

子贡毕竟深得儒家仁义礼仪的滋养，在经商时重视从事慈善活动。他不贪婪，对穷人有同情心。一次，在做买卖的路上，子贡看到有一群贵族鞭打做苦工者。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流落在他国的鲁国奴隶，于是子贡就自掏腰包替他们赎了身，并把他们送回鲁国。按照鲁国当时的法令，赎回在他国为奴隶的鲁国人是可以向官府领取赎金的，但是子贡没有去领取。后来，这件事为他带来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美名。

子贡作为孔子的大弟子，常资助孔子到各国宣扬儒家的政治理念。众多史书证明，子贡在陪同孔子周游列国时确实一面宣扬儒家思想，一面在做着买卖。《史记》记载，孔子师徒被围困于陈蔡之间，断了粮，是子贡卖掉一部分所携带的货物，孔子师徒才摆脱困境的。

由于子贡的经济资助，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广为传播，使儒家学说逐渐发展成当时的“显学”，孔子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而子贡作为孔门中的大弟子，社会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不仅是著名大商人，还是“名儒”。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当带领大队车马和随从的子贡去拜会所到之国的君主时，这些君主对子贡也不敢怠慢，都以上宾之礼来款待他。司马迁在评论这件事时，指出“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是子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子贡也因为经商而名声显赫，他们两人“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