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自然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
尽管我从童年开始就在学习中获得各种各样的快乐，从而使我有可能，一方面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能够在安宁的生活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如果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我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也不会比其他人遭受更大的痛苦，然而为了我的同胞公民们的安全，我会毫不动摇地去迎接无比强烈的风暴，乃至于甘愿接受雷击，让自己承受危险，使其他人获得安宁，这就是我的本性。
那些博学者的教导通常最令我吃惊的是：海上风平浪静时，他们说自己没有能力掌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这门技艺，也不想掌握它；而同时他们又向我们保证，等到海上波涛翻滚时，他们会来掌舵。这就是他们的习惯，公开做出这样的宣称，甚至狂妄地吹嘘他们从来不学习建设或保卫国家的原则，也不教这方面的知识，他们认为这种知识不适宜博学者或聪明人学习，不如留给那些在处理国务时锻炼自己的人。因此，他们答应在紧迫情况下会帮助国家，而他们在没有紧急情况威胁的时候都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尽管这项任务比另一项任务要容易得多，但这样的说法如何可能合理呢？确实，如果聪明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自愿屈尊从他的崇高地置上下来掌握治国的技艺，而具体场景又迫使他从事这项工作，那么他不会拒绝这种义务；然而我认为他一定不能蔑视这种政治的知识，因为获得所有知识是他的义务，他必须知道一切，以便在将来某些时候加以使用。
从前有些人在理论讨论中表现出娴熟的技艺，但人们发现他们在实践中一事无成；也还有其他一些人行动效率很高，但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却十分笨拙。
我们应当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建造的城墙并没有包裹我们的家，而整个宇宙才是诸神恩赐给我们与他们共享的家。这样的探讨确实是重要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必定也对其他许多重要事情一无所知。此外，仅仅是学习自然，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就能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肯定也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快乐，给所有渴求智慧的人带来极大的快乐。
如果人的心灵中有某种王权，那么必定要有某种单一的支配因素，这就是理性（因为理性是心灵最优秀的部分），如果理性居于支配地位，就不会给情欲、愤怒、仓促的行动留下余地。
为了避免混淆，我必须遵循讨论问题时必须遵守的规则；也就是说，如果确定了主题的名称，那么首先应当解释这个主题的名称的意义。在对名称的意义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之前，无法开始实际的讨论；除非事先准确地理解这个事物本身是什么，否则就决无可能理解要讨论的事物的性质。
感官对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感受，这些事物刺激感官，以同样的方式刺激所有人；我已经提到过的预备性的理智的开端在我们的心灵上打上烙印，也在所有人的心灵上打上烙印；话语是心灵的阐释者，尽管选用不同的语词，但在表达感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事实上，任何种族中都不会有这样的人：找到了向导，却不能获得美德。
学习一门技艺不仅是掌握知识，而且也包括掌握技能。
还有，理性激励人为了他的种族而奋斗，理性使人的语言和习惯有一种天然的一致性，理性推动个人，从友谊和亲情开始，扩大他的利益，首先与他的同胞，然后再与全人类构成社会联系。理性提醒道，就像柏拉图在给阿尔基塔的信中所说，人并非生来只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亲人，他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了自己。
自然也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我们有闲暇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灵自由自在时，我们渴望获得知识，哪怕是天体的运动。这种原初的本能引导我们热爱诸如此类的所有真理，亦即所有值得信任的、简明的、一致的东西，仇恨那些不诚实的、虚假的、骗人的东西，比如诈骗、伪证、不公正。
进一步说，理性拥有一种庄严和宏伟的内在成分，与其说它适宜服从，倒不如说它要求服从，它认为人的命运中的偶然事件不只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也是不重要的；理性拥有一种崇高的、庄严的品质，它不畏惧任何事物，永远不向任何东西屈服。
有些人确实不够耐心，他们受制于某些有限的不变的观点，不得不支持与这些东西相一致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他们通常并不赞同；然而，我们有可能性的原则作指导，可以在真理得以显现自身的那些相似真理之处进一步前进；我们参加辩论而不固执己见，受到驳斥时也不感到愤怒。
下述考虑总是引导着我喜欢逍遥学派的规则，喜欢学园派就每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不仅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在每个具体问题上发现可能的真理，而且也因为我发现这是修辞学的最佳实施方法。
如果在我们出生的时候，自然就赋予我们洞察和知识，用来察觉她的能力，在她的杰出指引下完成生命的旅程，那么肯定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需要方法上的指导；然而，她已经给了我们某些虚假的洞察力，受到坏习惯和坏信仰的影响，我们内心的理智的火花很快熄灭，没有留下一丝自然之光。
让我们承认那些讨论生活原则的人是伟大的，他们提出来的原则确实是真理；让我们承认他们是博学的，是真理和美德的教师，只是我们不要忘记绝不能嘲笑另一门技艺，无论它是由那些有着治理各种国家的实际经验的人发明的，还是由那些博学者潜心思考加以发展的——我指的是政治的技艺和民众的训练，借此培养人们的能力和良好的品性，这在过去是常有的事，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神圣的美德。如果有人相信在心灵生来拥有的能力之上还要添加学问和更加丰富的知识，要通过处理公共事务来获得经验，如同记载在这篇论文中的参加讨论的这些人一样，那么每个人都必定会想到要把这些优于其他所有人的造诣结合起来。
通过获得学问和通过遵守他们祖先的习俗来使自己完善，无论如何都应当得到最高的荣誉。如果这两条通达智慧的道路只有一条可以选择，那么尽管过一种献身于学习最高尚技艺的安宁生活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更加快乐，但可以肯定政治家的生活更值得受到赞扬，更容易获得名望。
我们必须承认这两种类型的学问都配得上智慧这个名称，然而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一类人通过训诫和教导获得自然赋予人的礼物的滋养，而另一类人通过制度和法律。
在这个时期，这个国家开始熟悉一种外来的教育体系。因为从希腊流入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学问确实不是一条涓涓小溪，而是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
在历史中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是真实，而在诗学中一般把能否提供快乐作为标准；然而，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以及在塞奥波普①的那些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无数虚构的故事。
人们很久以来就有一种愿望，或者倒不如说有一种要求，你应当写一部历史。因为人们想，如果你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部门的学问中与希腊人一争高下了。我自己的看法是，你不仅对那些在学问中获得快乐的人的愿望负有这种义务，而且也对你的国家负有这种义务，为的是让这块你曾经拯救过的土地也能荣耀。因为我们国家的学问在历史上是有缺陷的，我本人明白这一点，也经常听你这样说。但是你肯定能够令人满意地弥补这个缺口，因为，至少你自己总是相信，学问的这个部门比其他任何部门都要更加接近演讲术。
撰写历史应当从什么时期开始？我认为应当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因为关于那个时代已经有某种风格的记载，只是人们不再读它们。而人们宁可写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为的是能把他本人参与的那些事件包括在内。
年轻人为了赢得名声和显示能力而起诉，而这时候他们还不明白那些从来不起诉的人享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而我们这些年纪较大，已经显示了力量和理智的人必须自觉约束我们的欲望，或者说我们绝不应当故意剥夺我们的这种自由，按照自己的选择引导我们的生活。
本文选自《理性、美德和灵魂的声音》
西塞罗著
王晓朝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