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之初是这么写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乐园与人间，水，光，昼与夜，以及人世间的万物，每天的创造之后，上帝都说:“这很好。”然而，当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他的语气变了。上帝突然宣称这是他第一件不甚完美的作品: “他不应该孤单一人。”于是，上帝创造了夏娃，从此以后亚当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对孤单的反对从一种神学的禁令延伸到了文学与哲学的领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 一书中写道：“被孤立的人，无法从政治的联盟中分享获益，又或者已然自给自足而无需分享获益，这样的人已不再是城邦中的一部分，因而也与野兽或神无异。”古希腊诗人提奥克里图斯 也坚称“人类永远彼此需要”，而罗马帝国的皇帝、斯多亚学派 的马可•奥勒留 更是宣称：“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

其他物种也是如此（可惜，亚里士多德也只说对了一半）。野生动物仅在条件所迫下才选择独自生存，尤其是当食物出现紧缺时。不然，绝大多数物种都更愿意选择群居。群居生活自然有其代价，如为了族群中的地位而产生的竞争以及偶尔发生的暴力冲突。但群居的种种优势，如：族群为个体防范来自掠食者的侵袭、合作协同捕食、繁衍后代的效率等，令其所带来的代价和劣处，相形之下变得不值一提。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物种猿猴，就是稳定的社会化群居动物。即便是众所周知的独居动物红毛猩猩,在出生后的七八年中也是与母亲共同居住生活的，正如著名的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卡雷尔•范斯海所发现的那样，在苏门答腊食物资源丰富的沼泽丛林中，红毛猩猩与它们的远房表亲黑猩猩“一样热衷于社交”。

红毛猩猩并不是唯一被误解的动物。寄居蟹也被证实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它们生活在多达一百只组成的族群中，因为离群索居是无法令种族繁衍昌盛的。一本写给即将成为寄居蟹饲养者的宠物指导手册中这样说：“每一只水缸里最好有两只寄居蟹，如果可能的话，每种种类两只。”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保护，或是在获取食物时彼此帮助，也同样是为了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独自生存的寄居蟹更易因压力而生病，它们会对身体自暴自弃，有时甚至会失去一只蟹足或是蟹钳。

正如不同历史时期的立法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孤立对人类来说也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压力。在远古社会，放逐在所有的酷刑中排名最高，仅次于死刑处决（甚至有人认为放逐是一种比死亡更为残酷的命运）。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末期，现代监狱系统开始推广单独监禁的做法，因为正如英国法学威廉•佩利所说的——孤立隔离“能提升惩罚的威慑力”，进而制止犯罪。时至今日，仅仅美国就羁押着大约两万五千名“超级囚犯”，在那里，正如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所纪录下的，超级囚犯们“被不同程度地单独隔离，这确实是有史以来所可能实现的、最高程度的、最彻底的剥夺人性的惩罚”。人们常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与世隔绝的囚禁状态——无论是单独监禁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一致称其为“生不如死”。

“家庭”这一形式是人类需要共同生活的最佳诠释。纵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体系，家庭而非个人，一直是构筑人类社会以及经济体系的基石，这恰恰合情合理。正如生物进化学家们所指出的，群居生活为最早期的人类社会成员创造了竞争优势，因为群居意味着安全与保护，获得食物，以及繁衍后代的机会。社会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 与詹姆斯•福勒也提出，通过自然选择，我们人类发展建立起一种生物遗传上的倾向性——更乐于建立亲密的社交关系。

1949年，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发表了他的调查研究报告，研究范围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地250多个“代表性的人类文明”，他在报告中指出：“核心家庭 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群体单位。无论是单纯从家庭这一形式的盛行而言，还是由核心家庭发展衍生而出的其他复合家庭形式，家庭一直都作为一种独特而且带有显著功能性的单元存在于所有已知的社会文明中，无一例外，或者说，现今仍没有为人所知的反例。”

此后，学者们一直在美国国内寻找各种不符合他的核心家庭模型理论的实例，如集体农庄，以向默克多的理论发起挑战。然而他们找到的所谓反例，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另一种形式的群居方式，一起生活的人数通常比传统的家庭形式更多。尽管学术争辩仍未平息，但至少有一点双方都能认同——人类社会，无论时代和地点，都是围绕着共同生活而非独自生活的想法才建立起来的。

然而，今非昔比。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类一直在从事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各地数量庞大的不同年龄、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都选择了独居生活 。不久以前，人们还习惯于在年轻时结婚，而死亡才是终止婚姻的唯一方式；当年轻丧偶时，人们选择早早地再婚，而老年丧偶的人们则搬去与家人同住，或是家人选择搬来陪伴他们。但如今，人们选择晚婚（佩尤研究中心 的报告指出，如今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都以及“达到了世上最高纪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男性与女性的初婚都推迟了大约五年”），人们离婚，而后十多年地保持着单身。有些人活得比自己的伴侣长久，并且千方百计地避免与他人共同居住——即便这个“他人”常常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人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轮回流转：独居生活，与他人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又再回归独居。

不久之前，独居还被视为一种过渡——通向其他更为长久的生活方式，例如与他人结为伴侣共同生活，或者搬入疗养院。而如今此想法已经不再适用，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第一次面对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单身人群。典型的美国人一生中更多的时间是单身而非已婚，而单身时人们大多独自生活。于是，自然而然地，人们也开始学习适应孤独与独居，并在学习中精心打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

统计数字说明了一切，而这一社会现象的数据则令人触目惊心。1950年，仅有22%的美国成年人是单身，同时，400万美国人选择了独居生活，独居者占到了美国住户的9%。在那时，独居生活在美国西部广阔且荒芜的诸州中常见，如阿拉斯加、蒙大拿以及内华达州，那里吸引着外来的劳力，而独居不过是他们在通往更传统的家庭生活的过程中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而已。

今天，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这意味着差不多每七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选择了独居。（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约800万自愿或非自愿选择了集体宿舍的美国人，例如生活在辅助生活机构、看护中心以及监狱中的人们。）独居人口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28%，这意味着独居者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越了核心家庭、多代复合式家庭模式、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等其他形式。令人吃惊的是，独居生活同时也是最为稳定的居住及生活方式。相比其他生活方式的人群，独居五年以上的人们更可能维持同样的状态不变，而此项稳定性的数字，独居人群仅次于有孩子的核心家庭，位列第二。

女性构成了当代独居人口的主体：大约1700万女性选择了独居，相比之下，男性中独居人口仅为1400万。单身人口中的多数，是1500万35至64岁之间的中年男女，而老年人则有1000万左右。18至34岁之间的独居年轻人约为500万，而1950年时独居年轻人口仅为50万，因此，毫无疑问，这一群体也将成为独居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

与以往不同，如今独居人士聚集在现代化城市中，遍布美国各州。拥有独居人口比例位列前茅的城市名单中，包括了华盛顿、西雅图、丹佛市、旧金山、明尼阿波利斯市、芝加哥、达拉斯、纽约市以及迈阿密这些城市。仅仅在纽约市，就有100万独居人口，而在曼哈顿区，一半以上的居住人口选择了独自生活。

尽管独居生活正在盛行，它却是当代鲜少被谈及，因而，也最常被误解的问题。年轻人都渴望独立生活，一段时间的独居之后，即便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又很担心继续保持独居是否合适。尽管单身人士坚称自己的生活很愉快，而且也终会找到自己的伴侣，人们依然忍不住为单身的亲友们操心担忧；我们忧心忡忡地想为丧偶后独居的年迈父母或者祖父母提供帮助，即便老人们表示更乐意独自生活，子女后辈们却往往变得更为不知所措。

无论情况如何纷繁复杂，每个人和家庭都将独居生活看作一种隐私，但实际上，越来越普遍的独居现象应该被正视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话题。但不幸的是，当独居现象的兴起偶尔被公众谈及时，评论家们总是将其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一种自恋、社会道德崩坏以及公众生活锐减的现象。人们满怀道德感的谈论着，试图去理解为什么许多人选择了独居生活，而这个问题本身，却恰恰是被一种被误导的产物，——介乎《父亲什么都知道》 的浪漫主义理想以及《欲望都市》光线亮丽的诱惑之间的假象造就了误解。有目共睹的是，这场独居生活的社会试验实际上是趣味横生的，与人们传统保守的印象相反，独居生活甚至并非那么孤立离群。

独居生活的兴起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具有革新力量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无论今时今日我们是否与他人一起居住，独居几乎与每个社会群体、每个家庭都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