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1923年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

当钱对许多家庭来说似乎不再是棘手问题，新一波“女性回家潮”到来了。而我们想了解的是，那些当起了全职主妇的女人，她们生活得到底怎样。

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

在记者采访的一些回归家庭的前职业女性中，做出回归这样的选择可以大致划分为主动回归与被动回归两类。我们之所以首先划分回归的方式，是因为从她们所谈及的一些事情中能够感觉到心态的差别，毕竟，自己选择和被迫接受是两码事。

罗青女士的回归其实就属于被动型的回归。她曾经是某房地产企业中行政人事一把抓的骨干人物，公司高层几位股东对她都非常信任，重要的事情交由她经手办理，绝对可以放心。正因为如此，她在公司里一做就是五六年，如果不是到了后期股东之间意见起了分歧，她每天疲于应付这些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她也不会选择离开。后来，她下决心自己创业，离开了这家房产公司，与几位朋友自己搞起公司来。

罗青一直是“丁克”一族，结婚将近十年时间，关于什么时候生孩子、到底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她与老公之间进行过多次磋商。罗青的老公属于那种“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的人，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做什么事，这是一个标杆，他显然不是标新立异、追求另类生活的人士，所以“丁克”的想法实际上只是罗青的想法，他俩一直没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作为罗青的老公，看着自己的同龄人一个接一个地生养，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为此在数度沟通未果的情况下，罗青的老公给罗青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生小孩，要么离婚。

罗青当时与朋友的合作也出了些问题，当老公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她所面临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仍然坚持“丁克”下去，这个婚肯定是离定了，这么多年的相处她当然知道他的个性。

但是离婚所牵扯的因素太多了，经济条件首先是最大的问题，房子、车，虽然可以分割，但是生活质量肯定会有所下降。权衡利弊之下，她选择了回归家庭。

但是给记者的感觉，罗青表面上是自己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她还是属于被动接受这种安排的角色。不过，一旦决定接受了，她也就不再纠结于此，开始尽一个主妇的责任。

凌女士辞职前任职某教育机构的市场总监，怀孕后就离职了，回到家里带孩子。她告诉记者在职场上的时候，她的工作能力是上级和公司都很认可的，而当时她那个职位、她的上升空间、发展前途都很被看好。在这样的环境下，凌女士选择辞职回家，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综合考虑了自己对工作、对家庭的想法之后，发现自己更倾向于将家庭放在首位”。

当然，话虽如此说，但给记者的感觉是凌女士多少有一些矛盾，一是在自己做得挺好的阶段放下工作转向家庭，心理上有点放不开；二是她认为女人在社会上其实面临的变数是很大的，不管两个人在一起多么和谐、多么幸福，离婚的几率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存在的，而这种存在往往是自己不可控的存在，可能问题不在你，也不在你的另一半，而来自第三方，这都不好说。所以凌女士表示虽然自己看重家庭，做出这个在她自己看来是对家庭负责的选择，但是她更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即便是回归了家庭，也不会事事依靠老公。

财政有保障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离开职场必然影响到家庭的总收入，只是这种影响会不会被关注、会不会影响实际的生活质量，每个回归家庭的女性所面临的情况不一样。

原本两个人都有固定收入的一个家庭，女方辞职回家，没有了固定收入，而要保证生活水准不下降，节流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开源的压力自然全部转嫁到男方身上。倘若在经济问题上没有一点担忧，肯定是不现实的。再有钱的人也会考虑经济问题，何况只是中产阶层。

经济问题是一个家庭杠杆平衡的基础，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生活成本的高昂毋庸置疑。购房，房价一涨再涨；养车，油钱不断加价；日常生活消费也不能太委屈自己，然而跟我们息息相关的CPI也在挑战人们的荷包是否充盈。加上现在尚在健全和完善中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让人不得不想得长远一些、多虑一些。

这些问题，在罗青的脑海中出现的次数尤为频繁。罗青的丈夫是外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理论上，年收入是不错的。但是这一两年的金融海啸，他们企业也首当其冲被波及。如果还想保留工作职位，那么减薪20%是一个前提。当然以前的福利津贴如车补之类也随之取消了，“天寒地冻，共渡难关吧。”公司这么表示。

要是按照正常的生活轨迹，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还不至于被这减薪20%所影响，问题是人生并不按常理出牌，总会给你找点事。这事还挺大，孩子半岁的时候，罗青的丈夫突发心肌梗塞，在鬼门关那里兜了一个来回。

罗青在跟记者说起这事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她的心情仍然处于一种憋闷的状态之下。本来她觉得把孩子带好、养好，一家人平安地生活就好了。虽然现在养一个小孩的费用也不菲，但是至少对于他们的家庭收入来说还不算压力特别大。罗青说她一直是对金钱不特别敏感的那种人，她和老公双方的家庭条件都还可以，负担也不算重。罗青回家后的收入来源基本依靠炒股，不过股市这两年来的走向属于“宝马进去，单车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罗青有限的资金被套在里股市里，虽然不深，显然也不能动。要是没有老公突发心脏病这事，罗青是不会过多考虑经济问题的。

她说，她独自挨过老公生病那段时间之后，想了很多。一方面考虑自己是不是要想办法赚钱，一方面也试想经济条件能否允许再买多一套房产做投资。但是两种想法都被现实打压下去了，她现在仍然在家带小孩，作息时间都是跟着孩子走的，能关注的还是只有股市。而房价，她说现在动辄一套房子一两百万元，单是首付对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所以多买一套的想法只能是一个想法，她又想能不能把自己住的那套卖了，在娘家附近再买套大点的，生完孩子到现在她一直住在娘家。一为父母年纪大了住近一点方便照顾，二也为投资保值。想法都挺好，结果一看房子那价格，还是够不着。

这个问题现在依然让罗青忧虑着，毕竟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都在老公那份工资上，一旦这个家庭靠山有点什么冬瓜豆腐的，罗青要怎么面对自己无收入来源还要养一个孩子这样现实的问题呢？

财权在握否？

财政问题还牵涉到家庭收入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鲁迅先生就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相对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仅靠他人供给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是会在心理上变得敏感甚至扭曲的。重回家庭角色的女性，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考量的成分也非常多。有些事情可能未必会成为现实，但不能保证其就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地平衡，会对家庭生活乃至主妇自身产生巨大的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这样一个例子，W女士，奉子成婚型的婚姻架构，夫妻双方其实在女方发现自己怀孕之前已经分手，后发现怀孕，双方颇有点“被逼回头”的意味。婚后，女方便没有工作，既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家庭财政的支配权，丈夫并不按期提供家用开支，通常是女方提出需要，男方才会支付。而女方在花钱上的需要，多数情况下是在孩子的养育费用方面，自身的日常消费已经压缩得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她的经济状况一度陷于窘迫，连跟朋友外出吃饭，“AA制”的几十元、一百元钱偶尔都会觉得尴尬拿不出来。

而一个人，倘若长时间地处于一种近于“寄人篱下”的状态，精神世界的扭曲是显见的。尤其是面对经济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她的心灵会变得异常脆弱，会在本来很正常的与人交往过程中被伤害。W女士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时期她与丈夫的关系一度紧张，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还涉及到他们之间的情感问题。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她的拮据让她产生了难以名状的自卑感，不敢答应朋友的邀约外出吃饭，因为担心自己的钱不够买单，即便她很想跟朋友们聚会，哪怕不跟朋友倾诉自己生活的不顺心，也还可以跟朋友聊聊天叙叙旧；不敢消费任何自己心水的衣裳、鞋、手袋，因为根本无力支付，可是当初，她购买几千元一只的手袋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然后，一旦朋友请客吃饭，她势必要将自己那份钱给回人家。而这在之前的她看来，是根本无所谓的事情，这次你请，下次我请回来就好了。可是现在不一样，她不确定自己能否有这个下次回请人家，还是算清楚比较好。朋友无意中谈到自己刚“血拼”的鞋子包包的时候，她也会觉得人家是在刺激她，因为她消费不起。

Joyce的情况相对好得多，她的丈夫属于“甩手掌柜”，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划账到Joyce的账上，家庭一应开支由Joyce统一支配。一些日常开销不在话下，如果涉及到更换家庭大件物品甚至装修房子等等的费用，男方如果得空就参与一起，如果忙于工作应酬，便全部由Joyce说了算。

两种全然不同的财权类型，自然导致了两种主妇的心态。Joyce对记者表示，以前没辞职的时候，家里的这些事情也是她在张罗的，但是那时候因为工作牵扯了时间精力，所以有些事情能拖则拖，不能拖的也不会花太多心思去研究。现在辞职在家，时间上的压力没那么大，像装修、给家庭购买保险等等的事项便都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她说他们的家庭现在是标准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主人的作用就是在外赚钱以供应家庭各方面的开销。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这一理论，离开职场、拥有相对单一的身份的家庭主妇，其社会关系会发生巨大变化。在面对这一改变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时，她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态？生活圈子的迅速收窄又对她们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职业生涯的终止？

曾经在职场上表现不俗的女性，因为怀孕生孩子，选择“退出江湖”，不管她是暂时地还是长久地回归家庭，都不可能一下子接受这么大的生活转变。Joyce就告诉记者，她辞职回家，最明显的一个感触是以前上班的时候天天盼着能睡懒觉，现在不用上班了每天可以睡到日上三竿，她反倒睡不着了。她每天早上7点起床，还会帮老公做早餐，就是那种比较简单、西式的早餐，弄好了叫老公起床，这几乎成了她每天早上的“仪式”。然后陪孩子玩一会，交给阿姨带，自己就开始上网，在开心网上偷偷菜，在MSN上跟旧同事聊聊天， 如此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

Joyce离开职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选择母乳喂养，那时候她上班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为了喂奶每天来回奔波很不现实，加上他们生了小孩之后刚换了一间大点的房子，房子要装修，也要有人监督。她跟老公一商量，休完产假之后也就没回去上班，“顺势”把工作一辞，专心处理家庭的事务。

Joyce说，其实自己也没有一定要回来工作或者就一定不再工作这样的想法———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她还是会考虑的。只不过在家一年多，尽管她并没有跟以前的同事、客户、朋友断绝联系，但也明显地感觉到角色改变之后的反差。她与旧同事的关系还算不错，大家一星期半个月还会约出来一起吃吃饭聚会一下，Joyce告诉记者在如今的饭局上，她明显感觉到自己成为了“局外人”，人家所传播的“江湖八卦”、“职场见闻”已经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有时候还有插不上话的尴尬，只好一个人闷头吃菜。而曾经在职场上所获得过的“成就感”，也被“养了个乖巧伶俐的小孩”这种貌似安慰的话所代替。Joyce不由得慨叹，女人的职业生涯其实很短，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退出江湖”，而即便她想“重出江湖”，也不一定就有合适的“回头草”在等着她。她告诉记者，在家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也曾经尝试过找工作，应聘的时候，人家一听她说自己休息一年，就已经明确表示不用再谈了。因为她之前是做市场销售工作的，对客户的跟进服务一旦停滞，用工单位就可以质疑她是否还有能力和实力进行该项工作，换句话说是觉得她的行业知识已经缺失了。有几次她去应聘的职位在她的朋友看来都觉得一定是手到擒来，以她之前的资历和能力，应聘这样的职位简直是大材小用。结果没想到的是，她以失败求职而告终，Joyce说这种被人下判断的感觉很无奈，可是也没有办法。有的男性上司在面试的时候甚至直接跟她说，要是自己的老婆，也宁愿叫她回家带孩子算了。

在回家之后如何延续职业生涯这个问题上，凌女士的想法和做法相对来说就深入一点。她告诉记者，从怀孕她辞职回家，刚开始的时候是挺放不开的，总会下意识地去关注以前的同事在做啥、要是自己还在工作岗位上会怎么做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慢慢地，她觉得自己想明白了，回家并不意味着你就要跟社会脱节，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停止工作，只是做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凌女士以前从事市场方面的工作，她回家后也会接一些以前客户的案子，帮着策划一些活动什么的。她说在工作和家庭二者之间，她首先考虑的是孩子三岁前有妈妈的陪伴很重要这一点，那么通过在家期间做些兼职的工作，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充满自信，觉得自己暂时脱离全职工作也没太大问题。当然她也想过两三年之后重回职场，可能工作性质、工作待遇各方面都不一定能符合理想，甚至达不到自己回家前的水准，但她说：“人生的事情不可能是圆满的，首先认清楚这一点，然后利用这两三年在家的空闲时间给自己充充电，尽量保持自己以往的人脉不流失，剩下的，就靠机遇和努力了。”

罗青对这一点的看法则是，回归家庭并不意味着让人养着啥也不干，家庭也像职场一般，需要用心经营。管理好一个家，甚至再小一点说，带好小孩，这本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别人都夸我儿子乖，不哭，喜欢笑，其实一个细心负责的母亲，要熟悉了解孩子的一切，他什么时候会饿、什么时候要大小便、什么时候要玩一下，这些我都清楚，毕竟是我一手带的，在他还没有表达需求之前，我已经知道他的需求，并且及时让他得到了满足，他当然不闹，当然很乖。”罗青说，带孩子其实不难，用心就好，很多初为人父母的男女总是埋怨孩子无休无止地哭闹，总没有想一想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她虽然没说，但记者的感觉是她的职业生涯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了延续，工作中她就是一个非常细致认真踏实的人，家庭中她同样是一把好手，关键是她自己想得很明白，人最怕的就是活得明白，因为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倘若没有经济方面的问题困扰着她，我甚至觉得她的状态可以说是完美的了。

精神的需求能满足吗？

一个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要两手抓，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了之后，精神上的需求同样被提到了相应的高度。如果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物质生活的需要可以理解为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经得到了保障，而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则属于精神生活的层面，这几个需要在回归了全职家庭生活之后，其达成的可能性会发生变化。

回归了家庭的女性在爱情和性亲密方面的需求上一定会比回归前高，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本人没意识到，这也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事情。

道理很浅显，因为你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转变，你的情感已经围绕着家庭展开，你的归属也围绕着家庭展开，你曾经的友情可能因为你身份的转变而随之发生转变，友情这东西，说蒸发就蒸发，不妨将其归于“不可控”的行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女性离开职场回家之后感觉落差非常大的原因，这种落差主要来源于社会价值的下跌、自我成就感的丧失和评价标准的单一。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回归家庭之后，这种个人能力和成就的承认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而婚姻生活中的家庭成员则一定分属两个家庭，那么获得家庭成员的承认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你很可能要付出比在职场上更多心血和精力才能获得家庭成员的认可，而这不过是你作为一个人，所要求的需求满足的其中一个阶段。

可以这么说，在我的采访对象中，没有一位女性能够直接标榜自己得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认可，即便是如罗青女士那样活得非常明白的人，即便是她告诉记者她与夫家的每个人相处都很融洽，但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她一样感觉到自己并不从属于夫家那个家庭，他们只是姻亲，而非至亲。

那么，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回归家庭的女性身上如何能得到体现或满足？家庭主妇同样有很多可以发挥、可以创造的事情做，只是在形式上以及行动上表现出不那么积极参与到社会中来，失去了以往在职场中与社会紧密联系的那种状态而已。家庭主妇如何得到自我实现？

罗青和凌女士其实都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但是她们两人的案例又截然不同，罗青在记者看来属于那种没什么野心的，做好自己家庭主妇的本分，帮老公分担家庭的重担这一类。

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做好家庭主妇的本分”这件事，你的社会人身份和家庭身份同样重要，在处理家庭的问题上，罗青获得了她应该获得的尊重———管教孩子有方，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的自我实现，即她是一个好主妇，这不是记者“封”给她的，而是她身边的人对她这一年多来的职业家庭主妇生涯的评价。

而凌女士，不能说她有野心，但她是那种标榜“女人经济一定要独立”的中坚分子，她完成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渠道就是———在家期间兼职帮客户做市场策划方面的事情，并且得到了肯定。她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独立的女人”，而不是“完全依靠老公的女人”。

你的能力会退化吗？

越深入地探索这个话题，就越发现出现的问题变得越多，人生应该是多棱多面的，不管这些棱、这些面对你自身是好是坏，它们都是构成你人生的细胞。当一个女人长期面对一个相对固定的环境，长期面对这个环境中出现的人，你的各方面能力还能像你在职场时一样游刃有余吗？长时间与一个一张白纸一般的儿童相处，你的思维能力、社交能力、精神生活会收缩、内化吗？

Joyce给出的答案是：“小孩在1岁半这个时候是最好玩的，在此之前不懂得运用语言与你交流，在此之后又有了自己的思想，都不好办，而此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让人心疼欣喜的阶段，我愿意陪他度过这段时光。至于你说的那些问题，我认为不存在。”

凌女士其实早有这样的看法，她早就就告诉记者：“孩子三岁前有妈妈的陪伴很重要。”三岁前的小孩，生活不能自理，思维尚未成形，一个大人长时间对着这么一个懵懂的小生命，在陪伴他的过程中丧失自我，也是很可能的事情。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凌女士一方面照顾孩子，一方面兼顾自己的事业，其实并未与社会脱离关系，她各方面的能力也在她这样的思路中得到了延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其实孩子的成长也可以催化你个人的成长，这一点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即便想到过也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你真的能够从你孩子的身上找回你以往的童真。

罗青就这么告诉记者，在她带孩子的过程中，重温了自己童年时的很多游戏、儿歌，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原本她以为带孩子会很枯燥乏味，但是实践中她发现，你可能要抽离出来看，那相当于你人生开端的一个写照。

然而，远离社会竞争、远离应对复杂问题的工作场合，毕竟会对人的智力和工作能力带来负面影响。许多女性都有一个回到温馨的、没有世俗纷扰的家的梦，但问题是，一个温暖的地方也往往是一个缺乏挑战的地方，而人的成长、成熟与应对挑战是“二而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