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籍贯是云南省大姚县，是我爷爷施平的出生地。爷爷年轻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离开了云南，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我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奶奶是当时杭州进步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判定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1935年1月5日，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纪念和怀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
爷爷随后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无暇照顾我的父亲，只能把他托付给亲戚朋友抚养长大。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四处打听，才辗转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亲，并把他接到北京身边。父亲从出生就命苦，可以说没有真正见到过生母，而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与生父第一次团聚。
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2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次年母亲也从焦作矿业学院调到郑州，与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郑州，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正好赶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就是武斗开始，所以我母亲在找医院的时候都非常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医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名字都带有时代色彩，叫文革、卫东的有很多，父亲很希望我有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后想了又想，还是取意一心为公，选择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公”，作为我的名字。父亲赋予这个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从我有一点点懂事开始，就记得家里挂的一个精致的大镜框，里面是一位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学入学时照的，每次搬家，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镜框包裹好，而每到一处、新家安顿完毕后，又把照片悬挂在最显着的地方。
1969年10月底，我两岁半，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那时的往事，我自己当然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们离开郑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开始把收拾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车上，上午8点多就离开了郑州，父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大姐则站在车上面，一路颠簸，开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两百公里开外的小郭庄。因为我和二姐都还太小，跟着母亲坐火车到驻马店镇车站，下来后再乘坐汽车到公社林场与父亲的大卡车汇合，到达小郭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村民已经把当地村西头上的一个牛棚腾了出来，开始味道很重，后来父亲母亲多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这间牛棚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第一个家。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认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不会再有机会回到省城郑州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父亲特别认真地干农活。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背上一个箩筐，拿把小铲子，顺着小路去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白天则是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各种农活；父亲很聪明，不仅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技能，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寨河里撒网打鱼。驻马店地处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过后，父亲都会带上大姐，两人配合到田间抓青蛙；父亲手持自制的长叉，循着声音、用手电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时的青蛙一动不动，很容易被长叉捕获，然后扔到背着的一个带盖的小口箩筐里。在田间转一大圈下来，就会有几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亲会烹饪美味的田鸡宴。
我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我甚至觉得他无所不能。为了让我们住的更舒适一些，聪明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父亲是位很好的理发师，我在到清华上学以前的18年间，从没有去过理发店，总是父亲给我理发；当然，在这方面，哥哥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我一直到小学毕业为止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是继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现在仍在使用。
1970年以后，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颇得学生喜爱。再后来进了城，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械厂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术革新。1977年恢复高考，他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等我们回到了郑州，父亲又去郑州工学院任教，给学生讲课。再再后来又去工厂，做管理工作……
对待左邻右舍，父亲更是一生助人为乐，这是他的做人准则。到了小郭庄之后不久，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义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逢年过节则是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则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大度宽厚。我们家从郑州搬到小郭庄带去的最珍贵的一大件就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父亲用它不仅负责我们全家的衣裤制作，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春节前一个月，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镇里百货店撕上几尺布料，回来请我父亲量体裁剪，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我则几乎天天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规律节奏声中入睡。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免费为乡亲们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裤。乡亲们为了感谢我们家的帮助，常常拿来自己家里的土产，比如红薯干、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细粮。这样久而久之，父亲不仅在村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很受乡亲们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时也会找父亲来商量调解，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我的父亲参加，以增添分量。
刚到小郭庄时，那里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点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汪汪叫上两声。
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亲工作调动到驻马店地区工业局，我们也举家搬迁到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几乎是全村出动、邻里乡亲都来送行，难舍难分；村里的众多孩子们则是围着搬家的解放牌卡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非常新鲜；我的母亲从集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这些乡亲的深厚情谊让老母亲眼眶润湿、让我感动不已。
父亲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很幽默，在家里常常给我们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很豪爽，待人宽厚，做事情很大气，从不斤斤计较；很开朗、很有范儿，在驻马店镇生活的那几年里，父亲常常骑车带我出去，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样板戏选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里的几段我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听会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马上想起父亲、立即去电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剧情，也更加怀念我亲爱的父亲。不知不觉中，从小父亲就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时候总想得到父亲的夸奖，父亲对我既慈祥又要求很严格，他很少批评我，但是也很少会表扬我；即使对于我获得1984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这样的荣誉，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扬了两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骄戒躁。父亲的厨艺极佳，逢年过节都是父亲掌勺炒出一盘盘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保送清华大学之后，父亲很高兴，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桌美味庆祝。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而我也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直到现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能想到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我觉得从小到大，一直到清华毕业至今，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父亲，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他还处于昏迷状态，但血压和心跳等生命体征都还正常。但是，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告诉肇事司机：必须先交付500元押金，然后才能救人。四个半小时之后，待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我最敬爱的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故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是常常想起亲爱的父亲、也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急救室当值医生：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但是，我后来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邻里乡亲和周边许许多多没有那么幸运的人们，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那就应该去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始成熟。
其实直到父亲意外去世，我一直都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乏像父亲一样的胸怀和回报之心。父亲去世后，我真正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好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们，用自己的力量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心情跟随我在国外漂泊了十八个春秋。
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大学。外面总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国动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其实，我不止一次告诉大家，是我的真心话：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让他们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大梦之重任！
2015年1月5日，是我父亲的八十岁冥寿。这天，我恰好在杭州——父亲的出生地——开会。一天忙碌之后，我回到酒店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泪流满面，只能给父亲的在天之灵写信：“爸爸，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没能赶上一天好日子、也没能叮嘱儿子一句话；27年来，儿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负了您的期望。”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边：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