燥热，干涸。

北京的夏天来了，这个人口密度惊人的北方大都市，经过了春季的杨絮和沙尘暴，抵达炎夏。如果你和我一样来自南方，在夏天初到这里，便要体验嘴唇干枯脱皮甚至流鼻血的窘境。整个人被天气骚扰得精神恍惚，寝食不安。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三年，我已然习惯。

我在屋子里养了好几盆绿萝，常洋总说我浪费时间精力在这些小事上，按他的话来说，绿萝能活多久呢？然而我喜爱植物，我喜爱这沉默的不长久的事物。

桌子上推着大摞文件，都需要做妥，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说得好听，不过是写一些商场打折信息，然后印刷成小单子，投递到家家户户，最后被扔掉或者垫桌脚。

我曾经以为我应该是一名诗人，奈何人生由不得我选择。

我跟常洋在大学相识，他是理科生，我们彼此互补，倒也一直走下去，相敬如宾。毕业后便一同来北京，我们都是抱着憧憬的，但生活逼人，再光鲜的梦想也要为五斗米折堕。

北漂并不是多么轻松的事，偏偏无数人前赴后继。周末下午常洋跟我说他有家乡的老同学带着女朋友来北京，在没找到房子之前先跟我们合租。

我不太情愿，现在租的两居虽然房租略贵了些，可我喜欢有一间自己的小书房。当初租这房子就是看中了这点，那间朝南的小书房通着一线阳台，在我焦头烂额的生活里是难得的喘息空间，宁可节衣缩食也要租下来。可常洋苦口婆心劝我，房租负担太大，有人分摊正是美事一件。

美事？我不觉得，但我没有反驳，租房子时常洋就不乐意，最后还是依了。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各退一步风平浪静的道理我懂。况且闹架是奢侈的事情，并不适合现在的我们。

新房客来的那天，我还是张罗了一桌子菜。腌笃鲜，糖醋排骨，炒年糕，炸小黄鱼，都是江浙菜，因为常洋是苏州人。作为一个湘西姑娘，我已经对家乡口味背信弃义。

“曾柏文，我的发小。”常洋这么介绍，“这是他的女朋友，陈小小。”

他俩真是一对璧人，曾柏文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胡楂是青色的，陈小小更是最标致的那种美人，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褶皱长裙，黑而浓的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子，她的眼睛很深邃，看不透的那种。

这顿饭吃了足足三个小时，我从没见过常洋这么多话，他们喝了不少黄酒，曾柏文最后站起来读了一段北岛的诗。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我抬头看着白炽灯下曾柏文因酒精烧红的脸，这首诗是我在北岛的诗里最喜欢的一首。我站起来，开始收拾饭桌上的残局。

“需要帮忙吗？”我回过头，曾柏文站在厨房门口。

“没关系，你去休息。”我说。

曾柏文却已经走到我身边，挽起袖子打开了水龙头冲碗，水流声哗哗作响，我怕尴尬，主动问他：“来北京有什么打算？”

他闲闲地说：“没什么打算，做自己喜爱的事最重要。”

我说：“北京太大了，大得让人有点惶恐。”

他忽然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他说：“可是你有植物，它们是最好的伴。”

我怵然而惊，发觉自己说得太认真，马上闭上嘴，不再言语。

第二天是我轮休的日子，我醒得迟，常洋已经去上班了。我一脸惺忪地走出卧室，便看见曾柏文坐在客厅沙发上正看着书。

“你醒了？”他看向我。

我点点头：“小小呢？”

“她去试镜了。”

“她是演员？”我问，那个美丽的女孩子，不做演员倒真是有些浪费。

“不是，北京机会多一点，总得试试看。”曾柏文站起身来，“吃早餐吗？我来做吧。”

他做的早餐很简单，不过是煮了面条，煎了两只鸡蛋，我们面对面在餐桌各吃各的。他穿一件领口有小线头的白T恤，一条宽松的居家裤，可是穿在他身上是好看的。

我的双眼太贪心了，我垂下头。

“你们的书房很舒服，你一定很喜欢吧。不好意思，占了你的地方。”曾柏文说，“等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打扰你了。”

我笑笑：“没关系，你是常洋的朋友，我不介意。”

“你们感情可真好。”他说，“我很羡慕。”

“你和小小也很配。”这句话是真心的，曾柏文是戏文系毕业的，他来北京是为了能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编剧。他写剧本，小小来演，这可不是神仙眷侣的生活吗？

至于我和常洋，他是个老好人，早出晚归，能加班绝不错过那一份人工。我们计划买房，在北京站住脚，我还有什么好抱怨？

可是到底少了什么？

我每天挤着地铁去上班时，就会暗自问自己，是少了什么，令我总觉得漫无目的，整个人空荡荡的。

是因为北京太大了，还是因为我的生活太乏味？

我自己也不明白。

“你在想什么？”曾柏文问我。

我自思绪里回过神来：“没有，没有。你的剧本，写得如何了？”

曾柏文微微叹口气：“我总觉得不够好，或者，你帮我看看？常洋说你在大学时在学校戏剧社里写剧本，我想你能给我些意见。”

我推脱不过，硬着头皮答应。

曾柏文的剧本是一个很抽象的爱情故事，男主角与女主角在各种地方相遇，然后离别，永远握不住对方的手。这并不是个会大卖的剧本，因为它实在太不温不火，太过于自我，但他的台词写得很美，深深浅浅，像诗。字里行间，闪闪发光的才情藏不住。

晚上常洋加班回来，一进门就去冲澡，他得赶紧睡了，明天还是一个早起的工作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聊天，也没有一起出门走走，往后几十年我们都会如此度过吗？

相比之下，曾柏文和小小之间要激烈得多，我常常听见他们在夜里争吵。这间年代久远的房子隔音效果实在太差，全无隐私可言。小小责怪曾柏文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曾柏文则认为小小的明星梦比他的编剧梦还要不靠谱。

不过常洋是不会被他们的声音吵醒的，他这个人闷头睡觉的功夫最厉害。

我不行，从我到北京开始，我便有了失眠的毛病。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多年前的回忆，一股脑儿在这个时刻转上心头。在曾柏文他们没搬来之前，我会一个人跑到书房阳台上站着，眼前是漆黑夜色与万家灯火，衬着阳台上那一排我种的植物，我情愿在这里站上一整夜。

“嘭”的一声巨响，是关门的声音，身边的常洋翻转了个边，又静下来。我蹑手蹑脚起身来，踱步到客厅，只见曾柏文背对着我坐在沙发上。灯没有开，他手里的烟头那一点点火光忽明忽灭。

我顺手打开了灯，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对不起，吵醒你了。”

“小小呢？”我问。

“一言不合，撒腿就跑。”他苦笑一声。

“快去追她回来吧，这么晚，一个女孩子在外头多危险。”我说。

曾柏文弹弹烟灰：“她最喜欢来这招，我已经习惯了，她很快会回来的。”

“话不能这么说，离乡背井都有难处，哪有样样顺心的事，她只有你，你们得彼此照顾。”我安慰他。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说，“我是个失败者。”

“不是，不是。”我按住他肩膀，“你喜欢诗，你还喜欢写作，这些都是特别好的事情，说实话我也想要做个写字为生的人，可我没有坚持，而且我也没有天赋，但你有，不要浪费了老天给你的本事。”

曾柏文盯着我半晌没说话，最后吐出三个字：“谢谢你。”

我发觉自己的失态，慌张缩回手，连招呼也没打就转头回卧室去了。我是怎么了？我怎么一股脑说了这么一番话，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小小如曾柏文说的那样回来了，但是，她是回来取行李的。我和常洋目瞪口呆地站在客厅里，不知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小小那美丽的面孔一如既往，她手里拿着一个纺布旅行袋，曾柏文盯着她，她面无表情，如从容赴死的壮士。

“曾柏文，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小小的声音很冰冷。

“你呢？你就确定你不会后悔吗？”曾柏文的声音也一样冰冷。

“我不会，因为我争取过，不像你，你在等死。”小小转过身走到我和常洋面前，她鞠了一躬，“谢谢你们的照顾，打搅了。”

说完，她拎着旅行袋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她手里那只旅行袋并不大，那就是她全部的家当吗？还是，她根本无须带什么东西上路，因为已经没有可留恋的了。

曾柏文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小小走出门，我们踌躇着要不要劝说几句，曾柏文却扭头回了自己房间。

也是，成年人，一切自主豁出去，谁挡得住？

我问常洋：“要是我要走，你会挽留我吗？”

“想什么呢？”常洋将洗完澡换下的脏衣服扔给我，“虽然我和柏文要好，但我真不能理解他们这种谈恋爱的方式，动不动就跟打仗一样，我可受不了。”

我拿着我们两人的脏衣服去浴室洗，经过客厅时见到曾柏文一个人坐在餐桌边，手边放着一瓶威士忌。

“还好吗？”我问。

“还是得活下去，她有她的选择，我也有我的坚持。”他语气平静。

“有为之坚持的事情挺好的，真的。”我说。

他苦笑：“谢谢你，你总是鼓励我。”

他的神情寂寥，恋人的离去总归还是心痛的，我懂那种感受。

我初恋的男朋友和我家隔着半个城市的距离，每次约会我都在车站等他过来找我。公交车的车门打开，他飞奔下来扑向我，我伸出双臂迎接他，当时在我心目中，爱情价至高。

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我大一那年他出国留学，轻描淡写与我脱了关系。他说，前途更重要，他不想有所牵绊。

我心如刀割，那段时间站在寝室窗户前都想跳下去，只能不停地叫自己：“你得活，你得活。”

后来我遇到常洋，他和我喜欢的类型完全两个样子，我喜欢那种带着疏离气质的人，孤寡，潇洒。常洋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意味着安稳。

一次失恋，足以改变一个人。

创伤随时间而平复，但永远带着瘀痕，再也不比以前，再也不能够做一个快乐的人。从此所有的选择都瞻前顾后，害怕冲击。

曾柏文复原得似乎比我好，他整夜整夜地埋首于他的剧本中，一改再改。没有灵感的时候他就待在客厅里看电影，我下班回来撞见他，他总是在看九十年代初的美国老爱情片，《西雅图夜未眠》《当哈利遇上莎莉》《纽约的秋天》，诸如此类，重复地看。我默默在厨房里做饭，听着细碎的台词飘进来，那些电影我都看过。

最近常洋的工作很忙，家里时常只有我和曾柏文，出于义务我觉得我应当做两个人的晚餐。我们一起吃饭，聊聊电影里的小桥段，聊聊社会新闻，对于小小，他闭口不提。吃完饭他会帮我洗碗，我切些水果来吃，然后我回到卧室去。

北京久违的暴雨那天，我被困在地铁站门口，手机电力耗尽，打车也四处无门。就在我挤在一群没带伞的人之间焦头烂额之时，粗面筋一样灰蒙蒙落下来的雨里，曾柏文就撑着伞出现了。

我有些看不真切，怎么会是他？

他说：“你平时这时候都到家了，你电话也打不通，就来地铁站这儿找找你。”

从地铁站到家里只有十五分钟左右的路程，曾柏文撑着伞，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他把伞倾向我，自己淋了个透湿。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只听见天与地之间的哗哗雨声，不应该是这样的。

打开房门，常洋照例没回来，估计还在加班。我匆匆找干毛巾给曾柏文擦头发，又手忙脚乱地准备晚餐，我不敢坐下来。

待我端了饭菜自厨房出来，曾柏文正坐在窗边在窗上画字，他大概是等得无聊了。窗户上零散地写着些词，有他的名字，还有，我的名字。

我又紧张起来，曾柏文的脸线条分明，浓眉微扬，一副淡漠的眼神永远带着厌世的意味，他在想什么？

我的心跳得几乎要跃出口腔，谢天谢地，常洋回来了。

我替他开门，他身上一滴雨也没淋到，我招呼曾柏文过来一起吃饭，常洋抱怨说菜色不合胃口，我打了几个喷嚏。

曾柏文抽了一张卫生纸递给我，我接过去。

晚上常洋爬上床来，一言不发伸手关灯，我问他：“你心情不好吗？公司的事？”

“还不就是那些，几个领导头头是道，有没有我这个人都不成问题，还是得做，做死做活。”他絮叨。

“别想太多。”我安慰他，他啪地关了台灯，不再说话。

黑暗中我直直看着天花板，近来常洋对我是十足十生分了，我不知道他工作中的压力到底多大，可我也不见得有多快活。

很快就到了常洋的生日，我想要跟他一起出去庆祝，他却说拉了曾柏文和几个在北京的同学一起过。

“柏文刚来北京不久，大家都想见他，说好了都不带女朋友。”常洋这么说。

我心里愤然，但也没说什么。他有他的打算，就这样吧。那天晚上我早早上床，做梦。

梦里曾柏文出现了，他问我：“你收到我的花了吗？”

我说：“收到了。”

他笑笑，一脸淡漠。

我惊醒过来，时针指着午夜三点，常洋还没有回来。

就在常洋生日过后不久，他对我提出了分手。他的嘴唇上下嗡动，我一声不吭，前途、现实、瓶颈、压力，各种词在我耳边响起。他站在当初小小从这间屋子离开的位置上，不同的是，他拖着行李箱。

我想起我曾经问过他，如果我离开，他是否会挽留我。这个问题回到我自己身上，我试过挽留了，可是郎心如铁。我明白，当一个人决意离开你的时候，他的眼神已经告诉了你：留也留不住。我手脚冰冷，脑里有数分钟的时间我茫然若失，然后记忆渐渐聚拢来，我怔怔站着，面如死灰。

常洋走到我面前，将我揽入怀里抱了一抱，我一动不动，心中像有一把小刀在缓缓绞动。

我在房间里蒙头大睡，简直不愿意醒过来。如果当初没有来北京，我们能一生一世吗？谁知道呢，感情是千变万化的，但是现在我被他遗留在这间我们待了三年的房间里。

曾柏文推开门走到我床边，一把掀开被子：“宁唯，你不上班了吗？”

我抬眼看他，又翻了个身。

“你起来，刷牙洗脸，我们出去吃饭。你想干什么都可以，我陪你去，但你必须起来！”

我拉起被子遮住脸，我没有力气，一句话也不想说。

曾柏文不依不饶，又把被子掀开。

“常洋是真走了。”我喃喃。

“可你还是得生活下去。”他说。

他说得对，我得生活下去。我跟着曾柏文去吃饭，日光炽热，飞尘扬起，这是我熟悉而陌生的城市——北京。多少人在这里相聚别离，多少人在这里喝醉哭泣，北京，它不是我的家。常洋踌躇满志地要在这儿占有一席之地，我想也没细想就跟着他来了，然后是无穷无尽的平常日子，一点点磨损了最初的激越。无论如何，人还是要活下去，真是种折磨。

我们去吃了炸酱面，喝了豆浆，曾柏文递给我纸巾：“你有什么打算？”

“我？”我失笑，“上班，下班，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他点了一支烟：“我最近帮人做设计挣了一点钱，如果你担心房租，我可以同你继续合租。”

“你还会设计？”我意外。

“嗯，”他点头，“但那不是我的兴趣。”

“其实，你要搬走也没关系的，我还负担得来，真的。”我觉得受之有愧，他并不需要如此对我，“你，你不用这么帮我。”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也不容易，等你情况好些再说吧。”他轻轻地说。

我低头拨拉着碗里的面，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容不得我前思后想。我伤心沉沦过了，够了，日光之下，哪个不是负担着伤痛继续往前走？

在我得知常洋婚讯的那一刻，我正在超市里买水果，微信大学群里有人发出了常洋的喜帖，我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提着的草莓掉落在地上。

我们才分开一个月，一个月，他要结婚了，我们一起五年，他要和别人结婚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进门的，我坐在那张我们曾一起吃饭的餐桌边，我想不通。

“宁唯，你还好吗？”曾柏文走到我面前坐下，我抬眼看他，他眼里有担忧，他也是知道了吧。

“他和谁结婚？”我直直地盯着空气里一个虚无的点。

曾柏文不语，我将视线移到他脸上，他回望我。

阳光刺目，我突然尖叫起来，一声又一声。

曾柏文上前揽住我，拍着我的后背，他说：“宁唯，坚强一点。”我在他怀中瑟瑟发抖，眼泪流了满面。不知过了多久，我总算是安静下来。

曾柏文告诉了我事实：常洋早就结识了别人，是高层的女儿，来公司实习时他们在一组。千金小姐爱上穷小子的偶像剧戏码，只是放到我身上就成了悲剧。常洋选择了她，这样他在北京的生活便不必再辛苦，很现实的理由，足够充分。

那天他生日，他和她一起度过，曾柏文被他拜托当幌子，瞒着我。

“所以，你帮着他骗我？”我说。

曾柏文低下头去：“对不起，我很内疚，可是我……”

“算了，”我打断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们那么多年朋友，只是，我没想到我在他心里这么不值一文。”

“不，你是很好的女孩子，真的。”曾柏文急急解释，我摇摇头，叹了口气。

真可笑，我还自以为是地在感怀生活闷且无聊，但他早早另觅出路去了。那么一瞬间，我还内疚于我的心猿意马，殊不知我是最愚蠢的那个人。

我该哭还是笑？我真不知道了，城市那么大，处处都是伤心人，爱情抵不过一日三餐，这道理我明白得太晚了。我只是觉得特别疲倦，肉体和灵魂都是，风尘仆仆。

第二天下班回来，只见餐桌上放着一束郁金香，肥硕的金黄色花朵，我一愣。

“刚出去散步顺便买回来的，送给你。”曾柏文淡淡地说。

他干吗送花给我？我拨动着桌前的花朵，一言不发。

那束花石沉大海，我开始回避曾柏文，我故意加班，或者下班了找咖啡馆打开电脑工作，或者放空。我不想回家跟曾柏文独处，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翻天覆地变化，我需要时间，我需要让自己再活过来。

我多么薄情，我以为我会伤心至死，可是人遇到险境的时候第一时间还是反应要自救。想到这里，我愈发讨厌自己。

这日我又拖拉着步子迟迟到家，打开门只见屋内一团漆黑，桌上点着一只小蜡烛发出微微光亮。

“曾柏文？”我有些疑惑，叫他名字。

“我在这。”他自沙发上站起来，我借着微光才看清楚他。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开灯？”我顺手按下墙壁上的开关，屋内仍是兀自漆黑。

“停电了，我不知道去哪里买电。”他说。

这个人，真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是做艺术工作的都是如此，我几乎滴下汗来：“你等等，我去充值。”

我转过身，曾柏文突然拉住了我，我心头一惊，身体都僵住了。

他握着我的手，我们维持着一个极度别扭的姿态站在黑暗里。

“宁唯，我们都可以从头再来过。”寂静里，曾柏文的声音轻微而清楚。

我回过头望着他：“曾柏文，你觉得对不住我？真的不必，你并没有。”

“不，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可能会不一样。”他说。

“你会留在北京吗？”我温和地问。

“我们一起留在这里，以后会好起来。”他很诚恳，我听得出来，但我只是笑笑。

“我们不一样，这是你的北京，但不是我的，我没有梦想，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我们，可能都有些错觉。不过这不重要。”我挣脱开曾柏文的手，慢慢走回自己的房间。

没有开灯的房间里，窗外的车辆驶过，光线隐隐变幻。我忽然觉得人这一生也不过尔尔，男人和女人，相遇，荷尔蒙的反应，热恋，争吵，麻木，压力劈头盖脸地浇下来，有的人退缩了，如常洋，有的人彷徨了，如我，这种戏码屡见不鲜，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本相？当然也有白头到老的幸运儿，可是，他们也不见得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吧？人生根本就是痛苦的，领悟到这点，顿时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至于我和曾柏文，两个寂寞失意的人，在偌大城市里飘飘荡荡，他是铁了心要在这里做出点什么来的。世人都说时机的早与晚，但这世上没有如果的事。他身上那种义无反顾的决心是我没有的，我不是他的救命稻草，他也不是我的。

曾柏文第二天就搬走了，桌子上有他留下的一个信封，里面放着三个月的房租钱。我想，这已经是他不多的积蓄。

我再也没有见过曾柏文，也没有见过常洋，我听同学说常洋结婚之后自己做了一个公司，似乎还不错，他发福了许多。曾经深爱过的人，再听见他的消息也只是轻描淡写。我不至于高尚地说我祝福他，但是我理解他，在钢筋城市如蚂蚁一样活着的我们，实在没有大干一场的勇气和资本。

后来在电视上我看到了小小。她穿着一身运动服和一群跟她一样漂亮的可人儿们一起在街道上奔跑，那是一支运动品牌的广告。

她会成为她想成为的大明星吗？我不知道，人人怀抱着梦想头破血流地往外冲，北京，好像是可以点石成金的地方，你真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的渺小。你或选择继续渺小，或选择逆流而上，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输家，只有选择。求仁得仁，就是这么回事。

而我，在结束了手头的工作之后回了家乡，父母为我安排了相亲，不久我便结婚了。丈夫是个总呵呵笑的男人，脾气极好，在大学当老师。我也不能断定他就是跟我走完一生的人，我已经不再相信天长地久这回事，倒也不是绝望，而是认清了事实。不过，我还是会继续过下去，人总归得朝前看。

回家乡的第三个夏天，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叠打印好的剧本，曾柏文写的。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了我的地址，不过我并不在意。

扉页上印着剧本的名字：《小尘埃》。他的剧本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北京，其实天底下的爱情故事都大同小异。这个剧本会不会被拍成电影呢？曾柏文此刻在北京的哪一间屋子里？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们都为对方动摇过，房间里流动的空气证明，我们动摇过。只是天地太大，人的感情细微得拿显微镜才能看清楚，而我已经无心恋战。

丈夫从客厅走过来，他推开窗户，转身说：“今天风很大。”

我看向窗外，晴空万里，远处有一两朵云。

这个夏天又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