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跟父母兄弟的关系，与上一代人跟父母兄弟的关系有什么不同？”这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恰好，那几天我正在看一篇题为《再读<水浒>之发现武松》的文章，里面提到武松和武大郎的关系，两者结合起来，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上一代人，以及之前的N代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很重。亦即，他们多生孩子，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孩子，还有一些功利的考量。因为有功利的考量，所以，他们对孩子的爱并不纯粹，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父爱母爱之外，还多了一层“希望他能回馈我”。这种对回馈的期待，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如“我儿是李刚”等种种“扬眉吐气”。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后工业时代，社会保障日渐发达，而且，即便是养老金不够用，大部分人用自己的积蓄也够给自己的来养老了，因此，我们对孩子这份“保险”的需求度降低了，我们生孩子，就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孩子。

因为上一代人及前N代人对子女回报自己有期待，因此，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必然很强烈，这也就是为何虎爸虎妈会屡见不鲜了。这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更关注的，不是子女能否幸福，而是，子女能否给他们自己带来幸福。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幸福；我们的幸福，需要自己去奋斗，而不是要靠孩子来回馈或保障。

两年前，曾有一位同事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没有我们的父母那一代望子成龙心切了？”我说：“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认为自己比我们的父母要成功。”“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中，那些认为自己不成功的人，仍然在望子成龙？”“应该是这样的吧。我的感觉就是，父母越不成功，望子成龙之心越切。”半年前，看到大象公会的文章《为什么红后代喜欢起名叫ABB》，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那篇文章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红二代取名字，“A小B”结构的特别多，如X小鹏，X小琳，陈小达，李小雪，李小峰；红三代取名字，“ABB”结构的很多，如罗点点、X瓜瓜、毛东东等。但无论是哪种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并无中国人起名时郑重其事的寄托期望或表达志向之意，显得极为随意。为什么影响中国现当代政治走向的群体，反而在给孩子起名时完全不沾政治色彩，而且完全不带有寄托美好希望和寄托的痕迹？

答案或许很简单。只有普通人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超过自己，有远大前程，所以中国起名常用字多为表达美好祝愿的形容词和名词，如“伟”、“刚”、“强”、“丽”、“芳”等。而1949年后A小B的父辈们身居中国顶层社会，对子女的人生道路并无特别期待，不会指望他们还能比自己更优秀，对子女的态度更多是宠爱。他们很容易被视为父辈小一号的复制品，得名A小B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也就是说，社会的上层，对孩子的感情，没有普通家庭那么功利。

另一个可以佐证的现象是：社会下层，更喜欢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简陋的观念压榨子女，在他们看来，子女的主要价值，就是多下几个崽子，传宗接代；在这些父母的世界里，子女完婚、生孩子，并不是子女的终身大事，而是父母的“终身大事”。相比之下，社会上层，则更加能够包容甚至纵容子女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单纯地局限于他们的“动物性本能”。

沿用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的父母成功”的逻辑，二三十年后，当我们这一代人的儿女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必然不会像前N代的父母们那样“没有格局”。

之前的N代父母，在跟子女的关系中，主要以两种形象出现：领导；奴仆。（当然也有很多例外，但这种例外，多出现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如钱基博、刘墉、周国平等，跟自己的孩子，就像兄弟朋友一样。）到了我们这一代，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污染”，我们“终于受够了”前N代父母们的做法，因此，当我们有了孩子的时候，我们会争取跟孩子像朋友一样相处。当然，在城市比农村更容易做到；在父母学历高的家庭，也更容易做到。

我们的上一代人，在孩子成年后，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对财产的问题，看得比较重，很计较某些细节，但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兄弟，都更注重亲情，而对物质利益，要比上一代人看得淡。上一代人中，兄弟之间为了分家产而闹得鸡飞狗跳的事，比比皆事，但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这种事则要少得多。十年前，我妈在我们镇上买了440平米土地，后来建小产权房，签合同前，为了长远的便利，我建议，直接写成我弟弟的名字，而不写她的名字，这样，大家都轻松。八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没钱交房租，有一天晚上，一查，卡上只有33元钱了，连忙给我弟弟发了条短信“我的卡上，有33块”，我弟弟很干脆地说：“我明天打给你3000，不用还了。”其实，那个时候，他每个月，工资也只有2100元。类似的事情，在我的朋友中也有很多。

当然，出现这种差异，绝非仅仅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境界”比上一代人高。而是，社会进步了，现在，大家都没以前那么穷了，不会为了争夺一点可怜的物质利益而付出亲情的代价了。

中国文化中有句俗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其实，这里的父母，也可以延伸到兄弟、亲戚等“血缘共同体”；朋友，则更多地是靠“臭味相投”而走到一起的伙伴。很少出门的人、或者尽管也经常出门，但搭建人际关系的能力比较差的人，遇到事情，主要是靠父母兄弟亲戚等出手相助；而江湖经验很丰富的人，则主要是靠朋友。事实上，一个人的圈子越广、能量越大，便越不可能“靠父母”——当然，父母是官一代、富一代或某种神通广大的人物的，另当别论。

在《水浒》中，武大郎跟武松兄弟俩的几段对话，很能说明这种区别：

当武松成为打虎英雄并与哥哥重逢之后，哥哥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怨你时，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教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处。”而武松后来进东京办事临行时对哥哥武大则有这样一段嘱托：“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

武大对武松的感情中，既有嫌弃，又有“我需要你来保护”；而武松对武大的感情，则纯粹是爱，是呵护欲。弱小者对比自己强大的人的爱，常常夹杂着依赖感；而强者对弱者的爱，则更多地是纯粹的爱，或者“自我实现的需求”。

说到兄弟之情，我还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几年前，一个同学的弟弟毕业求职，因为跟我特别熟悉，因此，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份工作。我说：你哥资源那么广，你咋不让你哥介绍呢？结果，这位兄弟说：“不能让我哥介绍。如果我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我哥介绍的，以后，别人会说，我是站在我哥的肩膀上成功的，没有成就感。”我当时开玩笑，一定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你哥。

似乎，越是有出息的人，越不指望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能给自己的事业提供多少帮助——要么是觉得没这个必要，要么，是他们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对这些人来说，白手起家，依赖由自己搭建起来的朋友圈相助，才会更有成就感一些。相反，那些没有出息的人，特别注重父母的“有用性”，他们喜欢“恨爹不成刚”，甚至，连父母不能出钱给自己买房娶媳妇，也成为了怨恨父母的理由。

与前N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普遍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出门靠朋友”。我们跟父母兄弟姐妹之间日常交往的减少，主要是因为“互助的需求”下降了。此时，我们跟父母兄弟的交往，反而更容易回归到纯粹的感情上。其实，这不仅是这一代跟上一代的区别，也是城市跟农村的区别、是商业文明跟农业文明的区别。

前些年，村里的一些老人在进城后常常感慨说，城市里“人情淡薄”；再后来，常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出了国的人感慨说，发达国家里“人情淡薄”。可是，难道真的是城市人比农村人更没有感情、发达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没有感情吗？

也许，真实的原因是这样的：与后者相比，前者是一个更讲究规则和秩序的场所，规则和秩序要严格执行，“人情味”儿便会打折扣。对一些还不能够适应文明社会的人来说，这当然是无法忍受的，因此，他们以“人情淡薄”来表达自己的不适应。

在城市和发达国家等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真正“淡薄”的，并不是“人情”，而是“人情世故”。与文明程度较低的地方相比，在这里，利益较少披着“人情”的面具出现，人们较少拿利益来玷污人情，因此，人情，反而会显得更纯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