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和妈在电话里聊我小时候频频遭到“毒打”的经历：数学考到95分要被扇耳光；语文生字写得马虎要被掐大腿内侧；有时候放学后贪玩耽误了写作业，屁股被打得又高又肿，第二天都没办法坐在班里的座椅上。

往昔凄惨的镜头全堆在眼前，我怪里怪气地嘲讽妈：“妈，听过那个笑话吗？世界上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还有一种自己不飞，就在窝里下个蛋，让下一代使劲飞。”电话那一端不语，我咄咄逼人地继续讲，“妈，还记得那年就因为我写字慢，你拿着不锈钢椅子毫不含糊地冲我砸过来吗？”

妈沉默了许久，说：“孩子，妈记得。”

几天后接到妈的电话，我正在上班，背景音响吵得厉害，我心不在焉地让她快点讲。

妈说：“就给我两分钟，刚从报纸上读到一段话，说得挺好，我记性不好要赶快说给你听，咳咳，‘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这人说得有道理，妈嘴笨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孩子啊，你原谅妈妈吧，当年打你的时候，我心里认的也是这个理，妈只不过不想让你成为我这样的人。”

妈是什么样的人呢？

妈是六零后出生的那一代，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末期，贫穷是整个社会共有的症候，物质上吃定量供应的二米饭和窝窝头，精神上只有小人书和黑白的革命教育片。

妈是家中的老二，是最肯吃苦的帮手，冬天在雪地里捡煤球捡到手生冻疮，夏天编草鞋草绳搓出一手老茧。高中还没毕业，就迫不得已辍了学，藏起荒唐的飞行梦想，在餐馆做起早贪黑的服务员，每个月工资三十七，其中的大部分要用来补贴家用，剩下的零零散散，小心翼翼地折在方巾里，攒够了就给自己买一盒友谊雪花膏。

后来妈结识了爸，两个人一样的穷，恋爱时的活动只有轧马路，最隆重的约会是去看了一场《罗马假日》。两年后有家境较好的男职工向妈示好，妈却毅然决然地嫁给爸。23岁生下我时，她自己还是半个孩子，一边按着育儿书的步骤养育我，一边投身于家庭主妇的柴米油盐里。从此她的喜怒哀乐，全部和我有关联。

从我5岁开始，妈就对我进行棍棒教育，坚信“毒打出才子”，因此我的童年结束得特别早，没看过太多的《大风车》和《小龙人》，放学后吃过晚饭就规规矩矩坐在小方桌前写妈买的练习册。

那个时候，妈是多么苛刻，戒尺就放在身旁，眼睛紧盯着我的答案，那嘴角一牵一扯、手掌抬起放下之间，都是我的恐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不是因为争气，是因为害怕，害怕拿着月考的试卷回到家里，妈的脾气鞭炮一般炸响，一手擒住我，一手鸡毛掸子打过来，爸在鬼哭狼嚎的气氛中叹气，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妈并不满意，她觉得女孩子除了成绩好，还该说英文，要懂音乐，言谈举止中要有点气质和才情。

于是我的周六开始被字母装满，十几岁的我背着重重的书包，独自走四公里的路，穿过一个拥挤的市场，经过邮局、银行、报刊亭，走过下棋的老头儿们和树阴下聊天的老太太们，稀里糊涂地坐在教室里听一个半小时的英文课。

我的周日从此被音符占据，妈骑自行车送我去学琴，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我，幽怨地背着琵琶，双手牢牢把住车座的两端，却连妈的后背都不愿亲近一下。

很不幸的是，我没有在其中的任何一件事上显示出过人的才能，我听不懂英文的单复数，也看不懂音乐的五线谱。在我有限的脑容量里，字母撕扯着五线谱，音符钻进字母表，两者暴力地交融发出恐怖的噪音。

于是我的青春期里，又多了这样的景象：英文书被撕烂，琵琶扔在一旁，气急败坏的妈，抡圆了胳膊，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我自觉地撅起的屁股上。我的身上太痛，眼泪太多，常常看不清窗外的晚霞。

除此之外，妈也限制我的交友自由，她只许我和天天向上的四眼小孩做朋友，又完全掐灭了我情窦初开的小火苗。在唯一有男孩子向我告白的夏天，那张被我藏在书包深处的小纸条，被妈粗暴地搜出来摊在桌面上，不分青红皂白地痛骂，完全不顾把头埋在胸口的我那16岁薄薄的脸皮和深深的自尊……

我想很多时候，我都是恨妈的。在我18岁的日记里，写下过这样灰暗的话：“一个本应该懂得爱的年纪，为什么我却先学会了恨呢……”我恨她逼我成为第一名，恨她强迫我学不喜欢的东西，恨她践踏我的自尊，恨她粗暴的脾气，也恨她的鸡毛掸子和扫把，恨她没收我全部的自由，给我一个苛刻的人生，却从未对自己有过任何的要求。

在我的记忆里，妈从未有过一份长久的工作，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代表。一张脸灰突突，从不用化妆品；衣服是夜市里淘来的大妈款，任腰间赘肉暴露得坦荡荡，也不肯费心藏一下。她没有爱好，没有朋友，没有文化，也没有梦想，每天伴随她的，只有电视、记账本和安眠药。

在我的心里，妈对家庭的贡献不大，只是一个吃的符号。她代表早晨六点半的豆浆油条，晚上七点钟的红烧带鱼和苦苣皮蛋花生米，深夜里的海鲜泡面和拌黄瓜，休息日里的酸奶杏仁巧克力和南果梨。

妈整天混迹于菜市场的热闹里，操着尖利的嗓门，不顾形象地和小贩激烈地讨价还价。多少次我跟在她的身后，刻意地保持相当的距离，闷闷不乐地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能像别的妈妈那样，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烫时髦的大波浪，擦口红抹白粉，穿红色的修身毛衣、紧身牛仔裤，脚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夹着公文包去上班，走过时带有一股令人回味的淡淡香水味？所以，在整个青春期里，我一边害怕妈一边嫌弃妈，像是一株不甘被埋没的植物，很叛逆也很用力地，向着妈的反面，拼命拼命地生长，我才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后来，我果真没有成为妈那样的人。

我知书达理、低调含蓄，凡事思考比行动在先，做事靠大脑，讲话靠理智。我十指不沾阳春水，嫌弃菜市场的肮脏与喧嚣，不屑懂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每天早上在健身房度过，晚上看新闻写博客。有一票喝咖啡谈人生的朋友，也有一个人独处的好时光。我读得懂卡勒德·胡赛尼和米兰·昆德拉，看得懂希区柯克和伍迪·艾伦，分得清《欢乐颂》和《蓝色多瑙河》，游走过尼亚加拉瀑布和纽约博物馆，知道霍金只有三个手指头能动，赫本和派克最后没有在一起，当年刺杀肯尼迪的也许不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我任由自我膨胀到极点，自大地把自己当作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摊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赌气一般展示给妈看。可是，妈却不那么在意了，她仿佛一夜之间就老了，老到皱纹爬满眼角，老到头发半白，老到再也没力气打我。

妈收起鸡毛掸子和扫把，不再逼我成为第一名，也不再把我的优秀满世界地炫耀给人看。她变得温柔慈祥，竟然有些不像她，当我把第一本书的著作权炫耀着拿给她看时，她甚至只是淡淡地说：“你喜欢的事，就去坚持吧。”

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忘掉童年和青春期时的不愉快。我仍然习惯把自己时不时的敏感和自卑归罪给妈，我会残忍地拿“孩子遭毒打跳楼”“青春期少女离家出走”“花季少女自残”的新闻给妈看，妈总是一副抱歉的表情，拿着报纸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自责，叹气，沉默。每当这时，我的心里会有一丝邪恶的快感。可我还是不懂，当年的妈，为什么会忍心对我那么苛刻呢？

我最终在心底原谅妈，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而是搬家时从一堆旧相册里发现一本陈年日记。这本纸张发黄的日记本，零零碎碎地记满了大概妈三十几岁时每天所要面对的家庭琐事：今天家里买到了便宜的菜，明天孩子又要交补习班的钱，晚上打了孩子心情很难过，听说三楼的婷婷不念高中去深圳了，最近睡眠不好安眠药剂量又加了一倍……

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仿佛被泪渍浸润过的凸凹不平的纸张，矮胖松垮的字迹，在眼前一一展现：“夜深了，他还没有回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心在滴血……”就在那一刻，妈十几年前的生活，和我现如下的成人世界，仿若产生了一种共鸣，我开始能够体会也仿佛能够看到，从23岁开始，这个在贫穷中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沉溺在一种多么沉重的辛苦里。

她要独自面对拮据的生活和并不幸福的婚姻，在那么寂寞的时光里以泪洗面。可是她却从未想过逃离，而是擦干眼泪，转过头来依旧要保证孩子六点半的营养早餐、丈夫加班后的夜宵、干净的地板和透亮的窗户、银行卡缓缓上升的盈余……

妈那一代的女人，对于家庭比我们更有信念，牺牲是她们的一种本能。妈在生活里无限地看轻自己，那样地逆来顺受，而唯一的反抗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女儿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她不愿看到她的下一代，因为没有知识和梦想，困束于家门口的菜市场，和她一样迫于生活的压力，为一份菜价和小贩斤斤计较。她相信外面有她不曾感受过的美好，她希望她的女儿，有能力去更广阔的世界看一看。

那是让我多么难过的一个夜晚，摊开的日记，仿佛一扇穿越时光的窗，让我看到另一端日子里的艰难。晚风凉凉的，泪眼婆娑的我，欠了妈一个时代的温情。

我想，有一个故事，我忘了讲给妈听。

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第四种笨鸟。它们生蛋后就收起一双翅膀，不辞辛劳地筑更坚实的巢穴，觅更多的虫子，在老鹰的盘旋下把幼鸟护在身后，一心一意地哺育它。等到幼鸟的羽毛长成，它就带它去飞行，任它翅膀扑棱，摔倒爬起，满身伤痕，直到可以放心地看着它在天空长久地飞行。终于有一天小鸟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温暖的巢穴，于是做妈妈的，看着那个曾经幼小的雏鸟飞向广袤的天空，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小黑点，伸着脖子仰望的它是多么的骄傲与幸福，骄傲幸福到都忘了自己，它们早已听觉减弱，羽毛脱落，永久地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妈妈啊妈妈，这真的是世界上最笨最笨的一种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