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学习并不好，可小学毕业时却接到了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使我外婆和我妈大喜过望。我自然也很高兴，报名之前还偷偷跑去看了看新校园。新校园对我来说大得不可思议，还有池塘和小树林。课间铃声是庄重悠远的铁钟声而不是电铃。教学大楼墙体外部砌的是莹莹的汉白玉而不是瓷砖。主楼前有两个铺满明黄色睡莲的池塘，里面有许多鲜艳的红色鲤鱼游来游去。

可到了报名那一天，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我没有户口，学校拒绝接收。

这个结果其实我早就料到了，因此并不特别惊慌。学最终还是得上的，这些问题自有家长去解决。

然而心里的那种别扭与难堪仍然不可抹杀。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妈妈是离职的兵团人，没有单位，非农非工，我们娘儿俩一起当盲流，不停地搬家，换学校。

似乎早已习惯了，又似乎永远都不能习惯。—每当老师说：“没有户口的站起来。”我就心怀巨大的不安站起来，孤零零地站起来，像是一个做了坏事的人那样站起来。

我忘记了那些年老师们都出于什么原因非要让没户口的站起来，只记得一学期里总会有那么一两次。也许是涉及什么费用，也许要做什么统计。忘了，全忘了。可能是刻意忘记的吧？可能潜意识里巴不得挖地三尺，想把相关内容统统抠去。

有时老师也会说：“没有户口的站到一边去！”

我就在众目睽睽中站到一边，孤零零地远离大家，觉得自己似乎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序列中去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不知为何竟如此介意这样一件事情。“有户口”这种事，在其他同学们那里是理所应当的，而自己居然没有，肯定就有问题了。而有问题的人还想要继续读书，还装作没事似的和大家坐在一起学习、游戏—这绝对是自己的错！是妈妈的错！是她害我没户口，害我和同学们都不一样，害我如同占小便宜一般地夹在大家中间成长学习着。害我每年都要麻烦老师把我从座位上叫起来一次，仔细地盘问我为什么没有户口—尽管上学期已经盘问过了。那时，教室安安静静，所有人侧耳倾听。老师盘问的每一句话都被这安静和倾听无限地拉长、放大，意味深远。我真是一个制造意外的人，真是个多余的人。

由于很怨怪我妈，就跑回家向她哭诉。弄得她很恼火，便打了我一顿。

另外没户口的话，学费总是会比大家高出好多。好在有段时间我家开有商店（那时全富蕴县一共才四五个商店），家里还算有钱。那段时间我的新衣服总是比同学们多。然而又因为没有户口，让人觉得有钱也是耻辱的事情，穿新衣服也是难为情的事情。新衣服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户口都没有。

因此，那一年，当新学校新生报到处的老师依旧拒绝为我办手续时，我立刻就扭头溜了，只留下外婆在那里对老师努力地解释、哀求。

那天外婆一回到家，就开始四处奔走，到居委会开证明，到原校开介绍信，跑了整整一天。

我没有户口，照样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因此倒并不担心会没得学上。唯一担心的是会不会因此转校。那个学校多漂亮啊，多舍不得啊！

第二天，外婆带着我再次去新学校报名，可仍然被拒绝了。

原因似乎是落了一道什么手续。外婆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沟通起来很困难，很多事情都不能明白。但她也知道那所学校是所好学校，是不能放弃的。于是就在那里缠着老师一个劲儿地磨叽，却一点儿也磨叽不到点子上去。那个老师似乎显得很不耐烦，不时地起身做出要离开的意思。每当外婆的磨叽告一段落，他就回应同样的一句话：“老人家，这些我都晓得，但这个事你莫来找我。”

外婆越说越着急，最后都快哭出来一般：“老师啊，这个娃儿是烈士的后代！我的两个弟弟都死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家再也没得男人了”

这话使旁边的我大吃一惊！虽然我早就知道我家出过烈士，家里大门上一直钉着“光荣烈属”的铜牌，也知道烈士是极大的一种荣誉。但没想到，这种荣誉居然也能分给我一份。

然而紧接着，又知道了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连户口都没有，烈士后代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那个老师仍然回答道：“老人家，这些我都晓得，但这个事莫来找我。”

虽然波折很多，事情后来还是解决了。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总之我多交了些借读费，还是进入了那所漂亮而优秀的学校就读，一待就是三年。算下来，那应该是我待过的所有学校里，时间最长的一所。但这并不意味着稳定。尽管这三年之中，因没有户口而被老师从座位上单独叫起来的次数不过只有六次而已。

我外婆一辈子没户口，照样活到九十六岁（顶多是重阳节时没人来慰问罢了）。但是由于没有户口，就算活到九十六岁了也没人承认。

前几年，我妈总算帮我把户口从兵团调了出来。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而且籍贯还是河南。天知道是谁的户口安到我头上了。无论如何，总算成了一个有户口的人了。然而，那两年我的家庭仍然奔波不定，我的户口所在地又没有住房，只好把户口挂在县城一家其实并不熟悉的老乡的家里（当时我们熟悉的朋友似乎也都是没户口的）。可是那家老乡不久后搬了家，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于是乎，我又成了一个没户口的人。

除户口之外，没暂住证也是很麻烦的事。七八年前，我在乌鲁木齐一家地下黑车间里打工，干流水线。老板没办执照，我们也没办暂住证。大家都跟耗子似的活得偷偷摸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连夜市都不敢去逛。因为在我们这些打黑工的人群中，有一种传言说是夜市上也开始有警察查暂住证了。还说他们一见到民工模样的就要求出示暂住证，若拿不出来，就当场带走。并且还让所有人排成一列队伍押送到什么地方办罚款手续。

虽然我在夜市上一次也没被逮到过，但那样的队伍的确是看到过的。那些头发凌乱、趿着拖鞋的打工仔们，嬉皮笑脸、一路骂闹着长长地走过大街。每一个人都强作无所谓，整条队伍强忍着不安。

暂住证一年一换，换一次九十八块钱。这个价格打得很有策略：说起来只是两位数的支出，其实跟一百差不多。现在想想看都觉得很稀奇：那时候我们居然穷得连九十八块钱都掏不起。

尽管很小心，后来还是被逮到过一次。

我们这些打工的怕公安局，当老板的则怕工商局。为防端窝，我们全都通宵干活，白天休息。车间角落一面宽大的裁衣板算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的床，另一个车间的另一面案板是男工友的床。白天老板就把车间锁了，装出里面没人的样子。因此每到睡前，我们渴死也不敢喝水。不然的话，到时候憋死也上不成厕所。

那天老板进车间取东西，出去时忘了锁门。正睡得香呢，突然有人闯进车间，大声地嚷嚷着什么。我们几个女孩子睡眼惺忪地翻身起来，看到他们急步走过来。前面一个人掏出一个小牌子，在我们眼前迅速晃了一下，厉声道：“你！出来！！还有你、你、你，统统出来！”

有人胆怯地问道：“怎么了？”他便又不耐烦地晃了一下工作证，算是说明了一切。我们这才勉强清醒过来。而之前已经连续工作了近二十个小时，刚躺下不过两三个钟头。人生最悲惨的时刻真是莫过于头昏脑涨之时却遭遇晴天霹雳。

总之大家都吓坏了。年纪最小的姑娘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还有两个姑娘犹豫着开始起身取衣服。还有一个吓蒙了似的，捂在被窝里不敢动。

虽然我也很害怕，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说：“那你们先出去，等我们先穿上衣服再说。”

他们愣了愣，说：“快点！”气势汹汹甩门出去了。

其实之前我确实是那样想的—等他们出去后，穿好衣服就跟他们走。可当他们真的走出门后，突然间却改变了主意。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怒意，使我一下子跳下案板冲过去，别上了插销，反锁了门。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脸皮厚的人，况且那时又是自己理亏（仅仅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仅仅因为我们没有钱办暂住证就理亏）。但那一刻，出于极度的疲惫和对生活的无望，突然间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对其他人说：“睡吧睡吧，实在太瞌睡了”一头钻回了被窝。

她们都害怕得不得了，说：“这样行不行啊？”

我说：“咋不行！”

很快，外面的人觉察出不对劲了，大力敲着门喊话：“好了吗？到底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后来就开始砸门，又用力地踹门，大声叫骂、威胁。门扇忽闪忽闪的，似乎马上就要被踹开了。最小的那个姑娘又哭了起来，后来大家都跟着哭。

她们对我说：“还是把门打开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捂着被子，也害怕地流下了眼泪。后来终于渐渐沉入深深的睡眠之中。

更早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跟随哈萨克牧民进入阿尔泰山脉深处的夏牧场做生意，在牧道的路口支了顶帐篷卖粮油日杂。然而，哪怕在那种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五分之一个人的深山老林里，照样有查暂住证的。

那几个边防派出所的家伙实在讨厌，没事就到我们帐篷边转一转。看到门口晾的有野木耳，摸摸成色不错，就统统打包兜走。看到油锅里正在炸野鱼，就排成队站在锅边等着鱼出锅，然后每人两手一左一右各拎一条小鱼，排着队站在锅边津津有味地吃。如果是陪同上面领导来的，还热情地招呼领导随便吃，熟练地介绍此种野鱼的诸多好处，比在自己家还随意，无论干什么都不消和主人家打招呼。虽说占的便宜都不大，但就是让人恼火。

并且做这些事时，如果你脸色不好看，他就严厉地管你要边防通行证。你说有啊。他又立刻改口要看暂住证。反正总得要一样你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