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
波伏娃
我深信，落在女人身上的大部分不适和病痛，都有精神原因：妇科医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正由于我所说的精神紧张，由于女人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其中挣扎的矛盾，她们一直疲乏不堪，用尽她们的力气；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病痛是想象出来的，病痛就像其反映的处境，是真实的，强烈的。但处境不取决于身体，是身体取决于处境。因此，当工作的女人在社会上拥有她该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损害她的工作；相反，工作会大大有助于她的生理平衡，不让她只是一味关注身体。
当我们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由此出发要预料她的未来时，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总体的事实。女人正是在这痛苦的处境中投入了职业生涯，她们仍然受到女性身份传统上带来的负担的奴役。客观形势对她依然是不利的。一个新来者想在敌对的或者至少是不信任他的社会中开辟道路，总是很困难的。理查德·赖特在《黑孩子》中指出，一个美国年轻黑人的雄心壮志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他要坚持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提升到白人的地位，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也遇到——在自身和外界——与女人遇到的相同的困难。
女人在读书时，在她的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初期，很少果断地碰运气，许多人随后由于起点糟糕而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正是在十八岁至三十岁之间，我谈到的冲突会达到紧张的极限：这是决定职业生涯的未来的时刻。不论女人生活在父母家里，还是结了婚，她周围的人很少会像尊重一个男人的努力那样尊重她的努力；人们会强制她侍候别人和做苦活，侵犯她的自由；她仍然深受教育的影响，尊重她的女性长辈确认的价值，受到她童年和青少年的梦想的缠扰；她很难调和她过去的遗产与未来的利益。有时她拒绝她的女性身份，在贞洁、同性恋或者泼妇的挑衅态度之间迟疑不决，她穿得很糟，或者女扮男装：她在挑战、做戏、愤怒中失去许多时间和力量。相反，她往往更想确定女性身份：她爱俏，她出门，她调情，她恋爱，在受虐狂和咄咄逼人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如何，她扪心自问，激动，精力分散。她仅仅由于受到外界事务的纠缠，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事业中；因此，她从中得到的利益不多，更准备放弃。
对力求自足的女人来说，极其令人沮丧的是，存在和她属于同样社会范畴的另一些女人，她们最初有着同样的处境，与她一样的机会，现在却过着寄生生活；男人可能对特权者感到愤恨，但他同他的阶级利益一致；在整体上，起步时机会均等的男人几乎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而在男人的中介作用下，同样条件的女人却有着迥异的命运；已婚的或者舒适地受人供养的女友，对只得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被迫要走最艰难的道路，每当遇到一个障碍，她便寻思，是否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有个没有财产的小个子女大学生愤慨地对我说：“没想到我必须用我的头脑去获得一切！”
男人服从不可推却的必要性，女人则应该不断更新她的决定；她往前时并不笔直对准面前的目标，而是让她的目光在周围扫视；因此，她的举止是胆小的，犹豫不决的。尤其她觉得——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她越往前走，就越是放弃其他机会；她成为女学者、有头脑的女人，一般不讨男人喜欢；或者她由于过分瞩目的成功，会使她的丈夫、情人感到屈辱。她不仅愈加致力于显得优雅、轻浮，而且遏止自己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摆脱自身的忧虑，和在承受这种忧虑的同时，要放弃这种希望的担心，两者合在一起，阻止她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学习和职业。
只要女人还想做女人，她的独立地位就会在她身上引起自卑情结；反过来，她的女性特点使她怀疑自己的职业机会。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十四岁的小姑娘在一次调查中宣称：“男孩更好，他们更容易工作。”少女深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由于家长和教师都承认，女孩的水平低于男孩，学生也就乐意这样认为；实际上，在中学里，尽管课程相同，她们的素养要低许多。比如，除了一些例外，哲学课程的女生班水平明显低于男生班：许多女生不愿继续学下去，她们学得很肤浅，还有一些女生缺乏竞争动力。只要考试容易，她们的不足还不太显示出来；但到严格的考试，女生便意识到欠缺；她不是归因于教育的平庸，而是归因于对女性不公正的诅咒；她忍受着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她说服自己，她的成功机会只在于耐心和用功；她决定吝啬地节约自己的力量：这是很糟糕的盘算。尤其在要求有点创造、创新、新构思的学习和职业中，功利态度是有害的；就翻译希腊文来说，谈话、课外阅读、散步时自由遐想，也许比平庸地堆砌长句更为有用。
过于认真的女生被尊重权威和博学的重负压垮，眼光狭隘，扼杀了身上的批判意识和智慧。她有条不紊的顽强精神造成紧张和厌烦：在准备参加塞夫勒高等师范学校招生考试的女生班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任何有点生动个性的人泄气。女考生给自己制造一个苦役监，却一心想逃遁出来；她一合上书，便想起完全不同的事。她不知道学习和娱乐相结合、精神历险具有虎虎生气的丰富时刻。她受到任务的徒劳无益的压抑，越来越感到力有未逮。我记得一个取得教师资格的女大学生，在谈到男女都要参加的哲学考试时说：“男孩子可以在一两年内通过，我们呢，我们至少需要四年。”另外一个女大学生，康德的一本著作列在她的必读书目上：“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这是一本给巴黎高师男生看的书！”她似乎设想，女人可以降低分数通过考试。事先就被打败，实际上是将一切胜利机会让给男人。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对平淡的成功很容易凑合过去，她不敢定高标准。她只受到肤浅的培训就开始工作，很快就限制她的抱负。在她看来，自食其力往往是相当大的优点；她本来可以像其他许多女人那样，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男人；为了继续保持独立，她需要做出令她自豪却也使她精疲力竭的努力。一旦她选择做某件事时，她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她想：“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有个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说：“如果我是男人，我会感到不得不位居前列，但我是在法国占据这样岗位的唯一一个女人，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这种谦虚中有着谨慎。女人担心，想走得更远会自毁前程。
必须说，她因不被信任而束手束脚是有道理的。一般说来，上层等级敌视来自下层等级的新贵：白人不去看黑人医生，男人不去看女医生；但是，下层等级的人充满特有的自卑感，时常对战胜命运的人怀有怨恨，会宁可投向主人；特别是，大多数囿于崇拜男人的女人，热衷于寻找男医生、男律师、男办公室主任，等等。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待在一个女人手下。她的男上级，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总是对她有点优越感；身为女人，如果不是一种缺憾，至少也是特殊的。女人必须不断争取起先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开始，她是可怀疑的，她必须做出表现。如果她有价值，她要表现出来，人们是这样断定的。但价值不是一种既定的本质，这是幸运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感到不利的偏见压在自己身上，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有助于克服它。
起始的自卑情结正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导致自卫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权威的矫枉过正。例如，大部分女医生要么太有权威，要么太少权威。她们如果是自然的，就不令人害怕，因为她们的整体生活使她们诱惑人，而不是指挥人；喜欢受支配的病人，会由于简单做出的劝告而感到失望；女医生意识到这一事实，采取严肃的声调和说一不二的口气；这时，她没有自信的男医生身上吸引人的坦率和善。男人习惯使人敬服，他的主顾相信他的能力，他可以随意行动，他肯定给人深刻印象。
女人不能使人产生同样的安全感，她故作高傲，她夸大，她做得过分在事务和管理中，她表现得一丝不苟、吹毛求疵、动辄咄咄逼人。就像在学习上，她缺乏从容、奔放和勇气。为了成功，她变得拘谨。她的行动是一系列的挑战和对自己的抽象肯定。这是缺乏自信产生的最大弊端：主体不能忘掉自己。这个主体不能豪迈地奔向一个目标，而力求做出别人要求的价值表现。在大胆地投向目标时，会有遭受挫折的危险，但也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谨慎会导致平庸。在女人身上很少遇到对冒险、不求结果的体验的兴趣和没有功利的好奇心；她力图“从事一门职业”，就像别人要为自己建造幸福；她受到男性世界的支配和围困，没有胆量砸烂天花板，不能热情地投入计划中；她仍然把她的生活看做一项内在性的事业：她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而是通过对象指向主体的成功。
例如，在美国女人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十分惊人的态度。她们乐于有一份“工作”，表明她们能够做好它，但她们并不热衷于任务的内容。同样，女人倾向于过分重视微小的失败和平常的成功；她时而泄气，时而趾高气扬；当成功在意料之中时，还可以平常之心对待，如果成功出乎意料，则变成令人陶醉的胜利；女人自高自大、忘乎所以，卖弄炫耀微小的成绩，理由就在于此。她们不断回头观看，衡量走过的路，这就中断了她们的冲劲。她们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却无法实现伟大的行动。
必须补充说，许多男人也只能筑造平凡的命运。只是与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相比较，女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我们看来是让人牵着鼻子走。我提出的理由足以解释这一点，但丝毫不能担保未来是怎样的。今日的女人要做出丰功伟业，最需要的是忘掉自己，但为了忘掉自己，首先必须坚信从今以后找到自我。女人刚来到男人世界，得不到男人的多少支持，还过于专心寻找自我。
本文摘自《第二性》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郑克鲁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1
